入世10年嬗变

入世10年：成就与挑战

《21世纪》：入世十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您如何看待入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深远影响？

隆国强：首先，对外开放领域取得明显进展。一是外资进入速度大幅提升：2001年中国加入WTO，正好是9·11、美国IT泡沫破灭，全球跨境投资大幅下降，国际经济形势较差；加入WTO以后，来华投资大幅上升，带来了资金、技术、就业和出口等。二是外贸领域发展引人瞩目：不到十年，中国就从全球第七大出口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这背后实际上是整个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三是中国对外投资渐成气侯：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一年也就三四十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到2010年增长到678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投资国，整体格局从原来的“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局面。

其次，国内经济在十年间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增长，尤其是遭遇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是全世界最快的，GDP总额跻身世界第二。

最后，我想强调更重要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意识大大增强。回顾当年加入世贸的谈判，你会发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那么大规模的基本知识普及、教育和宣传，这实际上是全民开放意识的教育，它使得几百年来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成为开放的国家，老百姓更清醒地看到外部世界，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也看到开放带来的好处，从而进一步扩大开放、更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

另一方面，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进行了大量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按照WTO规则和加入WTO的基本承诺，我们对2300多部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WTO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组织，这些法律法规的修订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推进和完善。

张燕生：首先，入世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所有经济指标都在成倍地增长，包括GDP规模、外贸规模、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产业竞争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入世前十五年和入世后十年，我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进行了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从产业上讲，过去我们把产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在入世后加剧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有显著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箱包。入世前的十五年我们对纺织服装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国有企业大规模退出，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在入世前，其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已相当高。过去十年，贸易摩擦对纺织业伤害较大，当时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指出如果不对中国纺织服装这种竞争优势产业进行特殊保护制裁的话，全世界的纺织服装业就都是中国的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指出，过去美国的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纺织业的发展，现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其它发展中国家完全不能和中国竞争，这对它们的经济是一种伤害。这迫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具有传统竞争优势的产业在开放的环境中应如何发展，如果这个行业不能形成共享的发展模式，就会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

第二类是竞争力较弱，但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医药、原料药、仿制药、化学药。这类产业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得那么弱，入世十年间的发展也不错。但我们的中医药是否形成了国际竞争优势？原料药是否能够实现转型升级？仿制药是否能够形成一些研发创新能力？这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类是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较典型的是农业、银行和汽车。从过去十年看，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先看农业。入世十年，我国农产品总产量年年创新高，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引起广泛争论的是大豆产业，现在中国一年进口五六千万吨大豆，国内大豆行业基本全线亏损，由开放前的优势转为明显的劣势。而且从种业到物流、生物农药、粮食储运，整个农业系统中外资进入和控制的情况比较广泛。严格来讲，中国耕地较少，水资源较紧张，属于比较劣势产业，怎么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值得思考的。另一个争论是粮食安全问题，很多人认为美国有地中国缺地，美国种粮食，我们进口就是了。但从今年的情况看，上半年的通胀和谷物进口价格上升40%多有很大关系。当全球油价上涨，美国等产粮大国把它的粮食制成生物能源，使全球粮食供给紧张、价格大幅上升时，我们再过多地依赖进口，就会出问题。

再说汽车案例。当前中国涌现出一批不错的自主品牌企业，一汽、二汽、广汽也都开始做自主品牌，且进步很大。但这其中也有矛盾，我们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下一步能否上升到中、高端，形成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能力呢？

最后说银行。金融危机后，从资产规模来讲，中国银行业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但还没有在国际竞争中经受过考验。

因此，从经济总量和增长率来看，过去十年是一个黄金增长期；但从产业角度来讲，既有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21世纪》：世贸组织致力于消除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贸易壁垒，而当前，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正急剧变化，应如何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

桑百川：现在中国的外贸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外贸企业利润率下降，同时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这都会导致未来外贸增长放缓。目前看来，中美、中欧之间存在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若发生，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贸易战会打击中国出口，也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在不发生大规模贸易战的前提下，目前出口部门遭遇的困难，我们是有能力应对的。如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可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弥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再如中小企业面临的成本上升压力、人民币升值导致利润压缩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出口企业之间合作，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主导力，可以掌握定价权。

未来，外贸当中加工贸易比重会下降，一般贸易比重会明显上升。微观主体方面，外资企业占的比重会下降，内资企业比重会上升。同时受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中国对欧盟、美国这两大出口市场出口比重会下降，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比重会上升。

尽管我国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在国际财富分配中获得的收益相对较低，但若连低端产业链条都不能占据，我们就会游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因此在出口升级方面，不能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向高端迈进。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不可能一蹴而就。

张燕生：入世的考验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非常严峻，入世前十年还是十年以后？入世十年以后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外部环境越来越严峻，未来十年全球可能都将处于一个高通胀、低增长期，贸易摩擦将更加严峻，且花样层出不穷。如现在中国光伏产业面临双反调查，其中反补贴指的是中国的土地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国有的，土地补贴价格怎么衡量？另外，银行利率尚未市场化，对国有企业贷款存在补贴。

其次，区域化。美国正在推“跨亚太战略合作关系协定”，过去的东盟10+1、10+3对整个东亚一体化有所推进，但现在美国要主导，推行美国规则，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投资、金融开放标准等，形势非常严峻。且下一步亚太和东亚地区一体化中，周边环境像南海、东海形势都变得更加复杂。

再次，全球经济再平衡要求中国买单、人民币大幅升值，像这次美国参众两院的汇率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和中国打起贸易战的话，不确定性也非常大。

最后，现在人民币贵了，土地、劳动力都贵了，和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传统竞争优势下降速度明显快于新竞争优势的形成速度。

因此，入世前十年，我们真正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参与了全球化、融入世界，取得巨大进步。当时讲的是中国融入世界，现在我们发现国际化也融入了中国，未来十年的形势一点都不容乐观，能否把握住未来，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隆国强：和十年前美国IT泡沫破灭相比，现在外部经济形势要严峻得多。加入WTO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一是出口，我们需要外部市场，外部形势一旦不好，会对出口造成很大压力；二是吸引投资，全球金融危机时，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没有投资的能力。

现在我们的涉外经济利益已大大拓展，除传统出口，还需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要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自己的跨国公司、国际品牌和渠道，而不再是简单的出口增长和市场份额问题。这使得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更关注进口，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和技术引进的需求比原来更强烈。

其次，我们有能力通过对外投资解决很多问题。技术进步，需要自主创新，也需要引进。通过并购买到技术和研发能力，我们可以掌控海外研发资源，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几个国家的主权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出口。但也要看到在危机中外部资产贬值，是中国通过对外投资获取我们所需的难得机遇。而且，外部危机带来了全球改革的共识，包括金融监管、货币体系等，对于一个新兴的大国而言，有机会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在新的全球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利益，是非常有利的。

以开放促改革？

《21世纪》：国民待遇、透明度、市场准入这些“世贸精神”深入人心，大大推动了中国国内的市场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存在诸多争议，也有学者提出，中国近年来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您怎么看？

隆国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走来，采取了渐进主义改革，它不同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它并不是稳步推进的，而是在某个阶段比较快，某个阶段比较慢，快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一旦克服，就会带来改革红利。

加入WTO前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较快的一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也因此上了几个台阶，其后我们一直享受着这一红利。之后的改革，我觉得用“停滞”不是特别准确，只是相比那时没有那么快，而更多是在消化之前改革所带来的各种调整和矛盾，又或者在酝酿新一轮的改革，因为这些矛盾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坊间谈的改革疲劳症也是有道理的。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从国外角度讲，在WTO框架下，它们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实质含义是，在针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时，采取第三国替代的办法，使得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时的难度增加；而从国内角度看，我们把市场经济地位看得很大，觉得这是承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因此，国内外在看待这个问题上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桑百川：入世之后中国进入改革的全面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的进程没有改革初期那样快。当开始打破一个旧体制时，许多措施可以迅速出台，改革红利也很高；但进入攻坚阶段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断增大。要打破利益格局，就需要更周密的顶层设计，目前这方面的进展比较缓慢。但尽管如此，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在制度和体制层面都取得了一定进步。

有些WTO成员国至今未认可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二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国在入世之初曾承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希望其它WTO成员能尽早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根据WTO的规则，即便其它成员不认可，在入世15年之后中国也将自动获得这一地位。目前有些WTO成员已认可了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身份，但美国、欧盟却未认可，这说明对这一问题的评判也存在不同标准，其中既有利益分歧，也有政治上的博弈。完全市场经济成员和非完全市场经济成员在待遇上，特别是在反倾销、反补贴、特保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提前给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相关国家要让渡相应的利益。从中国角度来说，从一些成员那里赢得完全市场经济身份需要让渡的利益过大，我们可暂时予以搁置，五年之后也会自动获得。

《21世纪》：有学者提出，入世的十年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十年，您怎么看？这样的改革当前遇到了哪些困境？下一步该如何推进？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

张燕生：开放是外因，改革是内因。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但随着改革一步步深入，若体制机制和战略结构不发生变化，光靠开放是没有用的。因此，申请入世的十五年和入世后的十年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是体制机制的转变。以CEPA为例，一个很严峻的教训就是我们认为开放就行了，最后发现大门开了小门不开，市场化改革没有对接，光开放是没有用的，贸易摩擦也将进入国内。因此，下一步真正的问题是改革而不是开放。

桑百川：过去30多年，中国形成了独特的“以开放促改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现在看来，外部的改革压力仍然存在，但比以前有所减弱，主要是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体制发挥的作用被削弱。我们看到，多哈回合谈判至今也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就是美国。美国认为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分享的利益太少，而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分享的利益较大。美国在面对自身经济困局时，实际上有意无意抛弃WTO和多边体制，使得多边体制更为脆弱，其对中国改革的倒逼作用就在减弱。

那么，渐进式改革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如何打破？当外生性改革动力减弱时，内生性改革动力又在哪？中国正走到一个关键的选择点上。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法制、民主制度建设，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将对完善市场机制和增进市场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中央政府已意识到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这种动力更多来自于民众的要求。为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隆国强：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一部分一部分地改，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之一就是风险可控，不至于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并在增量上不断促进发展，但却是有总体目标而总体设计不足的一个改革。总体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设计如两个重要文件，1992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和10年后“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这些文件把需要改革的方面列得很全，却没有先后顺序和明确的时间表。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就不完全适用了，所以我们现在较多地谈论顶层设计。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轨的国家，可以学习别人很多好的体制设计，如过去我们学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日本的企业制度等；现在我们突然发现其实每个体制的运转都需要配套，并不是把别人最好的放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市场经济会有很大不同。以菲律宾为例，二战后才从美国的殖民地独立为一个民主国家，其法律制度也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当时很多国际组织都认为它是东亚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但事后几十年的发展证明，它并不是最好的，相反可能是比较差的。在美国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到了菲律宾为什么会失效？这告诉我们，一个好的体制首先要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相匹配。其次，这个体制本身是自成体系、有其内在逻辑的。很多在国外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中国就没效果，原因就在于相关配套制度尚未形成。

入世10年嬗变

因此，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就特别强调顶层设计，这和我刚才列举的两个中央文件相比，更加精细，需要明确的阶段性目标而不只是终极目标，在这样的阶段性目标下，设计改革的重点，规划改革顺序和逻辑。

过去的改革的确是开放促进改革，开放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改革，是涉外经济领域的改革，但未来难以重复这种策略。如果说改革受制于利益集团的阻力的话，开放不仅受制于利益集团的阻力，还受制于意识形态的阻力。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如此，而目前我国民族主义情绪抬头，进一步扩大开放比推进其它领域的改革更难。从整个历史看，改革基本上都是危机导向的。没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个别人很清醒，说现在是改革最好的时机；但要形成全民共识，往往是在出了问题之后。如近几年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发展很快，区域、城乡、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协调变成突出的矛盾，所以在社会领域改革逐渐有了共识。即便是政治家，也是以民意为基础来做决策的，否则政治家也推不动改革。从本质上讲，绝大部分改革都是问题导向的，虽然出问题的时候可能不是改革最好时机，改革成本会很高；但正因为出了问题，全民才容易达成共识。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都会促动改革，如郭美美事件可能促进慈善机构改革。

改革红利的分享

《21世纪》：回顾过去的十年，一方面我们看到GDP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了10.5%，财政收入年年增长，今年又将逼进10万亿；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过低、税收负担沉重等问题，“国富民穷”已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是什么？“十二五”之后，应当如何推动“国富”向“民富”的转变？

桑百川：对所谓“国富民穷”，可能有多种解读。有人把国家外汇管理局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而老百姓持有的资金相对较少，看作是一种表现。但外汇储备的增长是出口企业把获取的外汇，按当时汇率卖给银行所形成的，所以并不是国富民穷、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外贸领域，出口企业和居民没有获得较高的收益，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国际分工体系处于低端，并不是国家对企业、劳动者财富的侵占。

国民财富主要在三个主体之间分配：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如果政府收入占比过高，企业利润率和工人收入水平就比较低。现在正是如此，很多外贸企业的利润率并不高，税负较沉重，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低，福利待遇较差，这都是政府收入占比过高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政府让利，让企业和居民获得更高的收入。否则政府利益不变，对企业提出提高最低工资等要求，只会加剧劳资冲突和社会矛盾。

隆国强：“国富民穷”这个词不是非常准确。过去十年老百姓到底是穷了还是富了，我觉得是富了，一是所有老百姓的收入都增长了，哪怕是弱势群体，这是不容忽略的事实；二是中国人拥有的资产升值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敢说，但如果今天来一个日本人，你可能一算，发现你的房产比他的房产还值钱，对于拥有资产的人来说是增加的，再如现在中国是全世界出国游客中人均支出最高的。所以，不能在绝对意义上讲“民穷”。

大家所说的“国富民穷”是指国家财富增加比老百姓的快，这是相对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比现在还高；后来为了调动积极性，搞了放权让利，放权是国家把决策权放给企业和个人，让利是减税、利改税等改革措施；到了90年代初期，税收占GDP比重已下降至12%-13%，整个国家不能正常运转了，当时军队要经商，就是因为国家财政已不能供养军队。

因此，1994年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增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否则国家政权就崩溃了。你想让军队、警察、政府机关都去市场上找饭吃，这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渐行渐远的，它们拥有很多特权，这样的市场经济怎么能平等竞争？要想让它们停止经商，首先要保障其正常运转，增加政府在GDP分配中的份额，税收是一个规范的办法。其次是要提高中央政府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原来是倒“三七开”，中央政府没钱，却要维持军队、国家机关运转。沿着这个改革思路，近二十年，确实见到了成效，税收占GDP的比重快速提升，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逐渐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现在，社会矛盾有了新的体现，即收入差距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和不公平，需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包括给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健全社会保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又要求政府有一定的收入。所以，现在的改革困境不是带着情绪来讨论“民穷”或“民富”，而是衡量到底政府应该在国民财富中拿多少钱？弱势群体的保障和服务到底应该通过市场还是政府来提供？何者更有效率？这是可以讨论的。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