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卖古宅的“二十人团”

房地产限购令下的热钱新游戏炒卖徽商古宅

“玩古建”，正在成为江浙富豪的新财富游戏。有的收购古桥梁，有的一人收购了200多套古民居。

相比之下，邱学凡不是大玩家。这位上海大溪艺术品投资中心董事长目前收藏了8套来自江苏等地古镇的古民居。

“从小我就住在苍南的古镇里，听着‘滴滴答答’的雨水长大，对于这种老民居怀着一种特别的情愫。”邱学凡语气深沉地说，“收藏纯粹出于爱好，你开价1000万一套我也不卖！”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真的将收藏与商业分离。玩着玩着，商业的洪流挟裹着文化，蜕变为高端投资。

随着房地产投资热被压制，炒作资金纷纷涌向安徽、江苏、浙江乡间的那些建于17、18世纪的古村落，将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大屋变成了狂热的金融产品。一场聚敛财富的“拆村运动”在江南的山野间掀起。

于是，在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连普通的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市场价格也已涨至三四十万元一套。清代的古宅则有出价数百万元一套的。

收购200套古宅的人

邱学凡，这位温州人的嗜好在收购古建筑的圈子里颇有名气。而且这个圈子也在逐渐扩大，光是邱认识的就有200多人了。

邱学凡的收藏史始于2003年。每收购一套古民居，他都亲自深入古村踏访。不仅考察民居的建筑材质、工艺，还要了解民居中的宗族历史，沿袭屋主的文化生活履历。在邱的眼里，那些马头墙和雕花每一件都有记忆，有时光的灵气。

在千年古镇江苏同里，由余秋雨题字的 “汇贤泷居”是一座占地500多平方米的晚清小楼，是邱学凡7年前投入上百万买下的“一枚”藏品。7年下来，保养费用已超出200万。

“你现在叫我500万出手也不亏，但我不卖，我只想收藏。”邱学凡打量着那些精美的屋檐和窗棂说。

刚开始，邱学凡只是想在收藏的同时，自己还可以间或去这些古镇，住着自己的房子，听听雨发发呆。“玩”了8年后，他的收藏方式开始“改革”。

原来是连地皮带房子地收购，将古屋原地收藏，后来发现房地产红火，地价飙升太快，导致这种收藏方式的成本成倍上升。并且，跨地域收藏的精力也成问题。

所以，现在的做法是舍地块，专购古建筑。邱学凡对那些价值高的古屋进行整体拆迁。由专业的古建筑拆迁人员拆解、封包、搬运，每一块砖和木板都编好号，并将房子的历史及相关故事做好记载，入库收藏。

在同里当地，邱学凡备有一座仓库，可以同时容纳数百套拆解打包后的古屋。

不过，8年后的今天，邱学凡这样的收藏规模在圈子里已经算小打小闹了。在上海、杭州、苏州的豪宅里，古建筑收藏投资者的队伍在迅速壮大。

陈金根是江苏吴江的商人，一位古建痴迷者。从1993年起，在苏州园林设计院和同济大学几位设计名师的指导下，他组织一些能工巧匠奋斗十年，在吴江市松陵三里外的庞山湖畔建成 “静思园”。

这被称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私家园林，园中收藏着从江南各地乡间收购而来的古民居、古桥梁。圈内流传说法是，陈金根收藏的古建筑起码超过200套，价值超亿元。

炒卖徽商古宅

收购古建筑的热潮最早起于2000年前后。其时，农村人大批进城，乡村“空村化”。那些空荡荡的老屋引来了邱学凡、陈金根这样的价值挖掘人，投资者随后跟来。

梁兴（化名）是上海滩一名职业的古建筑炒房客。手下有个20人组成的古建筑投资团队。他的第一桶金采成于2007年。

那年，梁兴到江西上饶一带旅游，看上了当地一些工艺精致的古宅，他以每套30万元的价格“吃进”三座，半年后转手，“每套赚了80万。”梁兴告诉记者。

梁兴从此越玩越大了，他常年驾着车在安徽、江西等地探访古村落。迄今最大的手笔，是他投资500万元买下10多套清代徽商古宅，不久前出手了其中两套，“每套赚了200万。”

现在，梁兴主要投资方向转向民国时期的古建筑。他的身家也在短短4年间暴富。4年前只有一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现在拥有两套价值超4000万的别墅，原来的“帕萨特”也换成了奔驰600。

投资炒作的市场在2003年之后形成。而在房地产炒作受到打压的这一年里，邱学凡、陈金根他们接到了越来越多推销古建筑的电话。

精明的义乌商人是当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手握重金深入浙江、安徽、江西的乡间，进行地毯式搜索。邱学凡所认识的义乌商人中，就有人在国内各地拥有100多栋各类古民居。

开发商是一股更大的收购力量。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皈依和复古风潮改变了上海、杭州和江浙一带的高尚楼盘。“在项目规划设计中引入古建筑元素的理念在近三年里明显增强。”上海绿城集团的一名房地产营销主管说。

于是，开发商派专人在全国各地收购有价值的老宅，买下后拆散，将砖木编号运到新楼盘中重新组装，以休闲会所、风情古街的形式进行商业运营，用于促进物业升值。

古民居的行情在投资和收购浪潮中水涨船高。在江西、安徽等地，保存状况一般、兴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市场价格已涨至三四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一套不等。

甚至出现了专门出售明清古建筑的网店。在一个名为“老牛古建”的网店上，清初三开间花厅120万元；清代宁波五开间大厅98万元……

而邱学凡的“汇贤泷居”，已有台湾企业找上门来，开价1000万元。

在古建筑日益减少的今天，这项投资看不到贬值的危险。但交易链另一端的风险在悄然抬升。

“早年村民不大懂行情，出手早的投资者，有的古宅当年买进时才四五万元一套，这几年村民的产权意识增强，开价提高，投资成本在上升。”梁兴说。

产权风险与“拆村”

此外，产权风险也被投资者所顾虑。

多数收购者都选择将买下的古建筑拆迁运往异地，而极少有原地保护。楼盘在外地的开发商自不待言，连邱学凡这样“纯粹的爱好者”也不例外。

这除了地价上升加大收藏成本的原因外，还与复杂的土地产权有关。“古宅所在的土地，有的是集体土地，有的是自留地。古村中的建筑大多数没有房产证。在原地收藏担心惹上不必要的纠纷。”邱学凡解释说。

“你不知道每间古屋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把屋子留在原地，指不定哪天一个外出多年的人突然回来，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梁兴也说。

这并非杞人忧天。“原来是空村、空屋，买卖比较好谈，这几年民工潮回流，回来要有房子住。”梁兴说，而拆迁就很简单，有啥纠葛交易的人都一次性给搞定。”

商人们的拆运古屋风，与一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拆迁整理土地风潮迎头相遇，两股力量互相联动，在江西、安徽的乡间引发激烈的“拆村运动”。

“我们跟拆迁公司接洽。”一位不愿具名的浙江开发商负责人透露，一般的操作的规律是，从立项机构到开发商、建筑公司、拆迁公司、村委会等形成一条链条，出运一车古建筑碎件，一般费用为十几二十万元左右。

江西省吉水县八都镇某古村的村民曾向记者反映，2009年村庄拆迁时，一车车的砖头、石柱等等往外运。出运一车，收费2万元到6万元不等。村里寺庙中一口有几百年的古钟，在拆迁中流落到香港，拍卖会拍得2000多万港元。

这种拆迁移植通常以“古文化移植保护”的名义进行，而文物界的专业人士大多将其视为一场古建筑的劫难。

“异地拆迁对古民居的价值是一种极大的破坏。”浙江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处长杨新平认为，“古民居一旦搬离原来的文化环境，价值就丧失了。更何况，异地拆迁后，古建筑的瓦片、墙面都毁掉了。”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小宁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农村才是文化的根源，古民居里寄存着历史的印迹，应该在当地好好保存下去。“否则，这几年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发现家乡没有了，这是很可悲的。”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