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市场火爆的隐忧

今年开春后“用工荒”再次成为媒体讨论热点，甚至中西部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出现用工紧缺现象。对此企业加薪招工，各地政府则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劳动市场有望继续“量价齐增”的火爆形势。

去年劳动市场就很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68万人，比年初有关部门规划的900万人数超出四分之一强。就业数量超预期扩张，伴随着工资快速增长。笔者去年暑期到四省七市县考察就业，所到之处农民工工资涨幅大都在两成以上。

把观察镜头向前推，新世纪最初十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就业与工资双双快速增长。2000-2009年二、三产新增就业12370万人，其中2005-2009年间新增8360万人，高于历史上所有其它连续十年或五年期。“十一五”期间农业劳动力净减少5000多万，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五年期相同指标减少量。

工资增长势头也很强劲。过去十年，职工年均实际工资保持了超10%的增速。2002-2009年农民工现价月工资增加1.21倍，年均增长12%；考虑同期消费物价指数调整的不变价工资增长88%，年均增长9.4%。

近年的劳动市场走势，扭转了世纪之交失业的严峻形势。劳动工资、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改变了早先多年增长乏力的局面，上涨较快，显示市场机制“发力”，推动经济发展更好惠及普通劳工，积极效应尤其令人鼓舞。

不过全面观察我国就业和劳动市场形势，“就业－工资双增长”背后，也存在多重隐忧。与开放宏观失衡因素相联系的潜在问题、劳动市场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就业转型与农业补贴政策取向不尽协调等，都不同程度制约着劳动市场的稳健运行，需要政策调整加以应对。

宏观经济新一轮强劲增长，是就业扩张需求面的一个支撑。但由于汇率、利率等基本要素价格关系尚未理顺，宏观增长也面临一些失衡因素。如经济增速偏快和间歇性通胀的总量失衡因素、汇率“被动和动态低估”和顺差过大的外部失衡因素、宏观调控手段过于宽泛的政策失衡因素等。

与开放宏观失衡因素相联系，就业扩张在总量和结构方面出现一些新矛盾。首先，非农就业扩张偏快，恐难持续。过去30年经验证据显示，当总需求增长与潜在总供给大体均衡时，非农就业年均增长约1100万；总需求偏离潜在总供给一个百分点，就业扩张对可持续水平偏离约130万人。“十一五”时期我国二、三产就业岗位增长8000多万，显著超过可持续水平。

我国仍处转型时期，需要大量非农就业岗位支持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非农就业岗位是好事。不过从经济规律和宏观均衡角度看，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决定非农就业长期增长趋势。宏观增长偏快偏热，会带来非农就业扩张偏快隐忧，并蕴含调整风险。

其次，与宏观增长外向依赖度偏高相联系，就业扩张过度向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倾斜。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2-2008年新一轮宏观景气增长中，制造业就业岗位估计增加3000多万，制造业就业增长占到非农就业增长总量30%以上，占同期总就业人数增长九成上下。

制造业扩大就业本身是好事。问题在于，如果汇率以及其他相对价格扭曲，不能适当反应我国资源在国际比较意义上的相对稀缺程度，微观主体形成的投资和就业决策就可能出现偏差，并累积调整风险。

再次，劳动市场内部面临低端工种“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由于1998年开始实行的大学扩招政策，高校毕业生从2002年的134万人激增到2009年的531万人，七年增长近三倍。劳动市场目前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与高校扩招有关。

当然，也与劳动市场不完善有关。由于户籍和农地制度改革滞后，外出务工者难以真正融入打工城市，加上“次等市场”劳动力流动率较高和难以签订跨年度合同，数亿农民工每年用在全国范围迁徙的方式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这样每年一次代价昂贵的讨价还价过程，会放大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短期波动，也是我国劳动市场发育过程中需解决的问题。

最后，如何协调劳动市场与其他结构政策关系也需探讨。例如近年政府实行重农政策，其中免除农业税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等措施成效显著。政府同时还实行了空前力度的农业补贴政策。据北京大学李远芳博士初步统计，种粮直补、农资、良种、农机具等四项农业补贴金额，从2004年的145亿元激增到2009年的1275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8%增长到4.16%。

我国或已走上补贴农业的道路。全面评估补贴农业的利弊，需另文探讨。从劳动市场和就业转型角度看，大手笔补贴农业，意在让农民留在农村务农，而刺激经济政策，则要求农业劳力大量向外转移。如何协调二者关系需要探讨和考量。

要解决劳动市场的深层矛盾，需要把开放宏观与就业政策结合起来配套改革。一是以汇率和利率改革为枢纽，加快完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二是应确立以宏观均衡为基准的充分就业目标。三是通过组合措施，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市场，包括加快推进农地与户口制度改革，对进城打工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公共教育服务，完善普惠城乡居民的培训、职介和社保服务网络建设等。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