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回行政定价时代？

从日化品到电煤，中国发改委控制价格之手从生活用品转向上游资源性企业。

4月2日，发改委称，已下发紧急通知，将会同有关部门对2011年重点电煤合同履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不严格履行合同和合同兑现率低的企业予以通报批评。发改委要求，相关企业要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此前，发改委已经约谈主要日化企业。

日化企业顾全大局，3月的最后一天，联合利华中国公司发表声明称，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公司已决定暂缓原定于4月1日执行的价格调整。与此同时，北京一家大型超市已经接到了联合利华、立白、纳爱斯和宝洁部分产品延后提价的确认函。其他部分超市将自行暂缓涨价。日化涨价潮被推迟。

没有理由为企业的讲道德与顾全大局而欢呼。

企业要讲市场责任与社会责任，市场责任最重要的是维持盈利、保障就业、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是按法善待员工、保障产品质量。在食品企业屡屡成为化学企业的背景下，让企业讲道德不涨价，不过是以行政手段应对通胀压力的卸责之举。

如果发改委不设法降低通胀压力，日化产品的涨价潮不可能被长久抑制。这次日化企业涨价的根本原因，是通胀链条已经传递到终端产品，属于通胀较为后期的表现。

一组原材料数据就可以印证在通胀压力下企业生存之难。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3月底公布了洗涤用品8种主要原料价格上涨幅度，从2010年6月份到12月底半年间，最低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48.7%，最高达到100%，加上员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产品成本上升25%左右。下游终端企业挣扎在生死线上，尤其是缺少资本与存货的中小企业已经处于越卖越亏的境地，离破产不远。

行政控制价格手段一旦应上瘾，就会酿成一连串事件，直至中国市场价格体系回到行政调控时代。

事实正是如此。考虑到上游原材料价格是下游企业涨价的重要原因，发改委进而要求上游资源性企业尤其是煤炭企业的电煤供应保持平价。

价格扭曲已经让企业彻底偏离正常轨道。在电煤市场化、而电价受控的情况下，中国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五大发电集团（占全国火电装机容量的54%）2010年合计亏损137.19亿元。从2008年开始，五大发电集团火电三年合计亏损602.57亿元。资产负债率超过100%处于破产境地的企业有85个，占全部火电企业的19%。

火电企业因亏损而享受补贴，其实质是把表面上的涨价异化为纳税人的总体成本，成本还是由全体纳税人承担。与明确的产品涨价不同的是，如此行事，无法以优胜劣汰的方式筛选出能够抵御通胀的优质企业，反而让企业的行为更加扭曲：一边亏损一边享受补贴，一边却在大力增加装机容量，并且把资金以高于银行贷款的价格用于拆借。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都无法理解这种亏损与高投资并存的局面，只能说火电企业完全不从市场出发进行投资。不管盈亏、不管价格涨跌，这些以大为美、贪图垄断价格或者政府补贴的企业的经营要诀就是规模扩大、再扩大，大到拥有一切政治与市场资源。现在政府又抑制电煤价格，电煤厂家必然要求相关的成本下降，或者要求政府补贴，由此，补贴与行政调控价格的循环没完没了，中国的价格不是更市场化了，而是更行政化了。

政府补贴与行政调控价格如影随形，是恶化市场的两大法宝。

通胀压力加大之时，本该成为理顺市场价格体系、紧缩货币之时。由于身处充分竞争性行业，下游企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涨价，在涨价潮出现之前，首先出现的现象是把无品牌、低质量、现金流与资产不充分的中小企业淘汰出局，而后其他企业将产品价格提高到成本线之上。

紧缩货币对通货膨胀犹如釜底抽薪，除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外，我们没有看到央行有太多的紧缩货币诚意，其中有欧美主要央行尚未加息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贷款企业与政府、与必保的大大小小的重点工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重要的企业不市场，倒逼发改委用更多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催生出更多的非市场企业——我们正在向计划经济的时代急行军。

不可忽视的是，社会舆论对这股潮流推波助澜。

在日化企业涨价声起时，那些不懂经济或者略懂经济的评论人大声疾呼，让政府出手把涨价的歪风打下去，把日化企业的涨价称之为大型企业的价格串通行为，他们让企业讲政治、讲道德，唯独不让企业讲市场。这些希望得到低价商品的人，正在亲手扼杀优质企业的生机。

企业听话就讲道德了吗？如果没有市场定价机制，如果没有对行政手段的控制，如果没有对真正的垄断体制的所有制，市场将剩下两种怪胎：一是计划手段下的百业萧条；二是政府补贴下的大干快上。

可以肯定，如果全球过剩的流动性得不到消化，如果中国国内的投资热不回落，价格怎么压下去的，还会怎么起来。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