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路上一个农民工家族的经济觉醒

穿过上饶复古翻修的市政水道，在几堆黄黄绿绿的尾房中，水泥色的旭日村陷在一个角落。江面上的灯与夜被甩在身后，3月12日凌晨，19岁的杨立到家了。

杨军仔细盯着儿子的脸，嘴皮泛出白色的干壳，脸色不好，但臂膀厚实很多，已经赶上了他。钥匙扭开锁了很久那间房时，杨军忍不住问，“真不回去了？存了多少钱？”

杨立摇摇头，倒头睡去。这个家族从此又少了一名“农民工”。

在这个春天，在中国“世界工厂”的车间里少掉的不止这一个农民工。由于大批农民工回家过年后去而不返，在福建，缺工人数已超过30万人。这和浙江在春节后第一周的缺工数差不多。而珠三角则传来缺工200多万人的消息。

杨立睡在第三层。2005年，也就是这个劳动力大国的企业家们第一次发现人手不够用的那一年，父亲杨军、母亲王红将在温州打工8年的积蓄，加上姨妈杨晴在义乌打工攒下的钱，变成了这幢四层水泥楼。杨立和父母住在第三层。正在报考公务员的表哥张齐住在姨妈所拥有的第二层。第一层是客厅和客房，还有一层地下室。

随着杨立的归来，现在，除了还在义乌打工的姨妈杨晴外，这个农民工家族的主要成员全都回到这幢楼房里。

团聚不是为了喜庆——年已过完；也不是为了开会讨论——农民工家族的成员们将各自重新选择自己的未来。

“不想再傻卖力”

早几年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个多年来将产业竞争力建基于低报酬之上的国家，像杨立这样的农民工也能有选择职业的机会。

两年前，杨立初中刚毕业就辍学了，只身去到福建的福鼎县打工。

在那里，杨立当了面点师学徒。最初去时，每月工资800元，包吃包住。他被一名师父兼老板带着，和另两位师兄一起做一些揉面洗机器的活。每天裹着奶油面粉黄油酵粉，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下班后的生活是“倒头就睡”。

“这是一个技术活”——他当初愿意去福鼎的理由，后来没能把他留在那里。回家的第二天，杨立开始向父亲算着那些拮据的帐——每月抽烟40块，每天喝两瓶3块的汽水。工作晚了要去吃夜宵，一碗排骨面也要13块，因此“不如去吃肯德基”。他们常点的组合是，烤鸡一只18元，可乐3杯11.5元，汉堡3个16.5元。在淡季，这样夜宵每月会享用10多次。

“哪有时间谈恋爱？网吧？去得很少很少。”杨立放大音量，不耐烦地对父亲说，“再买两件衣服，800块钱就光了，一个月能存什么钱？我都开始戒烟了。”

而最终打破心理平衡的，是和乡里人的比较。2009年过年回家时，杨立就发现家周围又添了几幢砖楼，相隔之间连小轿车都塞不进。这些新楼，属于在当地做建筑的年轻包工头们。当中包括和他要好的表姐夫张成。

张成也是80后，差不多10年前开始去浙江打工，当过建筑工和最廉价的搬运工。2008年金融危机时，一度连零散的搬运工作也找不着了。张成和许多同辈亲友一起回到家乡，却发现上饶的农村和城市到处在大兴土木。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因为水泥钢筋价格滑落，几乎家家都在起砖块。“在浙江一个月挣1500，在家乡揽些建筑活，一个月也能有1000多，何必再出去呢。”张成一边在家乡做起包工头，一边劝说杨立。今年年后，张成又租下店面，开了一家建材店。

身边的各种对比，让杨立开始怀疑过去两年是“傻卖力”，根本存不下钱。

无逻辑的挫折感充斥了整年的时光。今年节后，杨立成为正式蛋糕师，每月拿1600元，老板招工3个多月也没有成效，极力希望他留下。但杨立却下了决心“4月就走”。

3月11日早晨，两人话不投机，杨立被骂了句“没收拾”后，只花10分钟就卷好包裹，赶上了回家的卧铺车。

一个年轻力壮的农民工就这样离开了沿海。

两代人的回家

在上饶这样的地方，最早成批外出打工又最早回来的一代，是杨立的父辈、年近40岁的杨军们。

上世纪90年代，失去土地的杨晴、杨军两姐弟，外出到浙江打工。杨军、王红夫妇去了温州，从水泥工做起，尔后进厂做了漆包线工人，最早每天16元。8年后，月工资涨到了1500元，但超负荷劳累将身体彻底拖垮了。

杨军的胃病持留至今，每周都要吃药止痛，王红一到晚上就关节痛。2005年，杨军病情加剧，两人只能返乡回家。在用打工积攒的钱完成了盖房的夙愿后，夫妇俩再也不愿回到那吞噬健康的沿海生产线上去。

杨晴则选择了留在义乌继续打工。她到现在这家饰品工厂工作是2002年，中国出口制造业最好的年份。杨晴从计件工人做起，每月能做1000元左右。

与那些体量庞大的上下游采购商相比，义乌的中小企业间互相压价，甚至宁愿亏本接单。老板们能掌控的只有用工成本，这让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7年后的今天，这里的工人平均工资不过1500元，而物价早已翻番。于是和杨晴同一批入厂的工友，大部分跑得不知去向。

这终于导致“民工荒”在2005年首次出现。为留住杨晴，老板给她提高待遇，让她当上了管理工，固定薪酬2000元。她和丈夫仍住在工厂的工房，房租水电由老板支付。

2009年下半年，杨晴对家乡的弟弟杨军说，出口订单回升，人手紧缺，70多人规模的工厂好几个月招不满工人了。

最终，实在支撑不住了。杨晴说服老板把最耗时费力的饰品粘胶工序交给几百公里外的杨军。老板准备让渡固定利润，统一购置原料，定时收回半成品。

血缘纽带上的产业转移

生产再组织的过程在上饶非常简单。杨军每天出门寻找临时工。那些儿女离家百无聊赖的老人，陪读儿女在此的妇女，把过去附着于家庭关系的闲散时间，组成一座工厂的“省外车间”。

杨军夫妇再次穿上5年前在那家温州工厂穿的深蓝色工服。与当年唯一不同的是，胸袋里揣着笔记本，那上面写满了临时工们的联络方式，技法特点，抽查要点，生产数量。

清晨，杨军跨上“赤兔马牌”三轮机车，载着十多个农药麻袋，把成规格的皮筋送往100多户人家。他们会用杨军自制的机器，把橡皮筋两头合拢粘牢。傍晚，杨军再去一一清点，收回半成品。半成品再运送到250多公里外的义乌。

每天的日子如出一辙。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率的组织，却神奇地推动着更大的趋势，也让当年失去土地的农民工，变身为掌握生产资料的那群人。

杨晴姐弟两家，每个月因此共收入近万元，生活远比当年自由。那些临时工，每月也能入账700多元，如果以标准的工作时间计算，他们的收入能达到1000元。在当地，城区的一般商品房价格也不过2000-3000元/平方米。

“还是打工，但我觉得自己是主人了。”杨军说。

越来越多杨军们这样的“联合作坊主”出现在上饶江两岸，他们大都是上一代的打工者，用亲情关系为根基，替自己的老板们在上饶再建工厂探路。

在经济开发区里，许多浙江厂房矗立而起，这让杨立、张成这一代年轻人有了更多不返回沿海的机会和理由。

“来建厂的人越来越多。”杨军对儿子说。义乌又发来订单，他想留杨立在家帮忙，儿子试探地问，“能不能买个烤箱”。“面包蛋糕还是很赚钱的，我分析，如果只做订单，利润至少是200%。”他信誓旦旦，拆开一只10元面包生产出厂的流程，极力向父亲说明成本不过2元。

他带回了蛋糕店所有200多种面点的制作工序，有的是手抄版，有的是偷偷复印的。

杨军、杨晴这一代人曾远涉他乡，却少有人希望子女复制那些经历。而年轻一代向往的工作，也与上一辈截然不同。

住在家里楼房第二层的杨晴的儿子张齐手里现在捏着“公务员考试试题”，大学最后一年，他把精力都放在这类考试中。杨晴在义乌，每月2000多的工资，有一半给儿子月花销。

1988年出生的张齐，原本和杨立一样，读到初中毕业就没想读书，经常跟着妈妈去义乌工厂。一去义乌，看着这些同龄人从早到晚面无表情，他知道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后来他终于熬过高考，拿到一张南昌三本学校的通知，”。

张齐对“企业”的概念，就是累死累活为别人赚钱，他一心期望仕途”。他了解的行情是，“只要进了乡政府，一年也能拿十多万。”“干嘛要出去？进了这些地方，才是最好过的。”张齐说。为了准备4月的公务员考试，他准备把头发染回黑色，耳朵上的饰品也已取掉。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