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出本位走向福利本位

“斯氏报告”更像成熟工业国转型宣言而不具有全球性

9月15日，受法国政府委托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研究报告出炉（“斯氏报告”）。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斯氏报告”主要是解决既有的以GDP为核心（包括通胀率和失业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指数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的衡量指标。报告强调其思路是从“产出本位走向福利本位”，它肯定了GDP为核心的传统工具的意义，但认为GDP指标被滥用和误导了，它应当需要添加“生命质量”和“可持续性”等指标的内涵，于是在“福利本位”视角下，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将由物质条件（包括GDP）、健康、教育、工作的稳定性、政治表达和政府良治、社会关系、环境保护以及消除不安全感等等构成。

      一旦GDP被看作是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排名的绝对指标，就像鲍德里亚说的那样“符号的认同导致行动被俘获”，指标（绩效方式）的设置往往是一种激励方式，从而变成了下一步行动导向。自然，这也滋生出对应的“副产品”，例如污染、不切实际的投入（尤其是政府投资）、低劣品的产出扩展、贫富差距扩大的被忽略以及降低必要的竞争伦理。例如，我们在计算GDP的时候，一般都是算产出而不算投入，当政府提高其投资率的时候，不管如何，即使效率非常低，产能也会上升，而根据斯蒂格利茨等人的计算，跟60年前相比，美国政府支出在GDP的比重从21.4%上升到38.6%，而法国27.6%上升到52.7%。

      社会阶层差距扩大也无法从人均GDP上看出，相反当蛋糕做大导致切割得更不公平的时候，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总是要求人们去注意“蛋糕变大”，而不注意能吃上蛋糕的人越来越少这一事实，最终造成了更多的人把桌子上的蛋糕掀翻这一悲剧。

      局部的对物质主义导向的纠偏式努力也不断涌现，例如针对“GDP+污染”，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概念；针对“GDP+过度投入”，欧洲提出了“纯正的增长”；针对“GDP+生命质量下降”，尼泊尔和泰国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概念……，坦率地说，“斯氏报告”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宏阔和全面的思考。

      据说“斯氏报告”要拿到G20峰会上讨论并推广。但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它更像是一份成熟工业国的转型宣言，而不带有普遍的全球操作性。例如，斯蒂格利茨认为，“越是努力提高GDP，实际的结果反而会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至少对于非洲很多国家是不适用的，他们更多的是缺乏劳动机会和自我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

      “斯氏报告”强调纠正“分配不公”问题，但感觉他们并不是从“最低收入组的可持续增长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它更像是一个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讨价还价”，白领和技术工人渴望工作稳定、消除不安全感，而资产阶级则“不择手段赚钱和制造灾难”。如果要从“最低收入组的可持续增长角度”，我们就会对不同的目标排序，例如提高经济自由度、政府提供社会救济和保障、增加教育就会处于优先的位置，而不是“环保置顶”。

      这似乎意味着，很多社会指标在不同的阶段是也有不同的先后序列问题，即使是“用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以及“用人的发展看待增长”，也不是一些抽象的、容易产生绝对标准的认识，而是一些在不同发展指标之间权衡和动态变化的弹性框架。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