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到底荒不荒

      似乎是5年前情景的再现——工厂门口打着招工条幅，贴着“大量招聘普工”海报的车在街上来回溜达，工厂求工若渴却应者寥寥。始于2004年的那场波及全中国的“民工荒”也不过如此。与当时处于黄金期的中国经济不同，此时正值经济危机一周年，经济是否回暖仍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当下工厂招工潮被乐观的分析者视为经济回暖的信号。他们认为从打不到工的“民工慌”到招不到工的“民工荒”，短短半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着悄然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工厂订单数量的快速上升导致的，而订单的增长则意味着出口发生逆转，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回暖。

      事实也许未必如此。

经济回暖风向标？

      温州和东莞是中国经济中两个重要的风向标，这两个城市的经济运行情况被看做是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回暖的重要参数，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又是判断两城市经济快与慢的重要指标。

      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数据显示，8月份该中心用工缺口36368人，缺口占比73%多，相比6月52%上升了11个百分点。就整个浙江来说，7月份该省用工缺口高达25万人。

      而东莞从5月份开始，用工需求出现恢复性上升。一二季度分别为12.99万人、18.7万人，分别较前一季度上升19%和44%，特别二季度已恢复到去年同期95%的水平。不远的深圳，农民工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

      这难道不能反映两地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正在回暖吗？

      不可否认，订单回升的确拉动了用工增加。据统计，最近几个月来，广东省外贸有明显回暖迹象，出口额降幅逐渐收窄，五六七月出口降幅分别为21.2%、18%和15.1%。之前跌幅很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都在迅速反弹，7月出口降幅分别比上半年收窄5.4%和13.1%。西方圣诞节、感恩节和万圣节的市场因素，也使珠三角不少闲了一段时间的工厂变得忙碌起来。

      但企业人士经过分析发现，订单的增加更多的是海外客户在补库存而非新增需求，当补充库存的订单完成后，可能又陷入“订单恐慌”中。对此观点的佐证是，按照往年惯例，圣诞用品出口高峰期一般从每年7月开始，但今年7月，世界最大圣诞用品出口基地广东省仅出口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即使在目前旺季的情况下，浙江温州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实际产量仍不足产能四成，大部分订单依然集中在大型企业。

      中国海关副署长李克农不久前也表示，8月出口数据将环比回升，同比下降幅度会减小，但外贸何时重回正增长依然很难预测。因此，在外贸数据本身负增长的情况下，切不可由于季节性旺季对订单的需求而轻言外贸回暖，考虑到欧美等国依然不确定的复苏前景，对于因圣诞节等明显周期性需求导致的订单回升必须有个正确的研判。

      除去订单增加的因素。这轮企业用工紧张的原因还在于劳动力临时供需失调。去年经济危机时，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大都采取裁员或放假的方式降低成本以求自保，导致很多农民工回归故里。比如当时东莞劳动力市场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近百万人被迫离开东莞。百万人劳动力留下的空洞，劳动力需求增加时，很难短时间内得到填补，劳工势必短缺。

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逆转

      2004年是一个分水岭。自那年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后，政府与学界才开始关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之前，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注主要是解决每年春节前后的运输难题。

      民工潮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89年几百万农民的自发性南下流动，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那一年的初春，中国的南方到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乡下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习惯了计划的人们把大批农民的这种“计划外”自发外出，称为“盲流”。不少人为之担忧甚至恐慌，当年3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

      回过头看去，出现在1989年的民工潮并非农民们的一时兴起所为。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潜能到了1988年已几乎释放殆尽，那一年的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卖粮难”则屡现报端。再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任何意义，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难以为继。1989年，全国外出务工人员已达3000多万人，很多地方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向外输送劳动力。

      此后的十五年间，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持续增加，给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低廉的劳动力。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之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是后来发现，这是全国性的短缺，甚至在劳工力供应大省的江西、安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用工紧张。

      对于民工荒，政府、学界、媒体都在寻找答案，试图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竟然意想不到的出现用工紧张？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认为，中国的劳动供应发生了变化。在一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报告中，他用数据证明了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是人口供给增长率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2002年，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民工荒的分析，学者还提到了一个经济学名词——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充分供给变化到短缺，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点就是一个阶段变化。在转折点之前，有一系列的经济特征，比如说，经济增长无论吸纳多少劳动力，都可以在不增长工资的情况下获得。在2004年前的10年内，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增长。但是2004年以后，民工工资一年的增长速度，比过去十年增长的速度都要快。与此同时，劳动者与雇佣者的相对谈判地位提高。一个极端的数据是，2004年之前的10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即使在2004年之后，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增幅并不低，但是因为基数太低，农民工工资也未见大幅度提高。以东莞为例，目前最低工资标准为770元，低于长三角的一些城市。东莞的很多工厂以此作为薪资底线，工人高出底薪的收入完全靠加班来赚取，工人福利待遇增长水平远低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城市人应有的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首先受到伤害的依旧是农民工。伴随着企业的倒闭，一些工厂主拖欠员工工资后隐匿、逃逸，欠薪逃匿事件明显增加。据调查，去年广东省因工厂主欠薪逃匿引发30人以上员工上访的事件达333宗，同比增加80.98%，经多年整治才得以改变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又呈回升态势。

      一些学者在2004年就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民工供给量的变化，结果是在2003年底，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应该还有7000多万。但是为什么会依旧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原因就是农民工的工资实在不能支持其在打工地以后的生活，他们攒足回家创业的钱后，在40岁来临前，选择离开。一位在广东的台商抱怨说，他给工人提高了工资，为夫妻提供60平方米左右的夫妻房，替民工的孩子交纳在当地上学的学费，甚至允许民工的父母前来同住，以照顾孩子。但他还是惊诧地发现，几年后，这些民工仍然选择了离开、回家。

      而作为新生代的劳动力（我们称之“第二代”农民工）因为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且把就业地区环境、就业企业工作场所环境及周边生活环境列为就业选择考虑的条件。低工资、不佳的生活环境，显然不是吸引他们进入工厂。浙江温岭劳动就业处的一位官员在安徽一家技术学校为本地企业招聘了19位年轻的工人，但是一个月后，19人全部离开了，没有一个留下，原因是自己的工资不足以支撑在当地的生活（比如上网、娱乐消费的）。

      劳动力绝对供给的减少，“第二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福利水平要求的提高，中国劳动力缺失将会在未来变得越来越严重。金融危机下的“民工荒”再次凸显了依靠低廉劳动力发展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而反过来，“民工荒”将倒逼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尽管这种转型是痛苦的。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