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性地理解通胀机制

用任何阶段式眼光，其判断是模糊的

在近日的博鳌论坛上，通胀问题再次引发争论。但是论辩的双方往往是隔空放炮，有时说的都不是一个概念。多数人以CPI作为依据，有的则看信贷和投资，还有人关注资产价格的泡沫。经过始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从通胀到通缩的“过山车”之旅，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国通胀的形态，或许跟它的经济结构一样复杂，从不同的层面判断能够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中国的居民的消费仅占中国全部经济活动的36％，但CPI仍被当作是中国通胀判断最为广泛接受的指标，因为它毕竟代表着中国家庭部门的价格感受，尽管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总是与实际生活的感觉有所出入。

      经验证明，在中国只要能按住农产品价格不涨，CPI一般不会让政策层紧张。这是因为食品的权重高达34％，并且自1992年以来，这个结构就鲜有变动。此外，中国的工业品出产价格（PPI ）也很难向CPI传导。面临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是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格局的剪影。庞大的产能对着资源的瓶颈，使得企业部门（特别是中下游）成为价格最敏感的群体。

      一方面是狭小的国内购买力容纳不下庞大的产能，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必然逼着中国走上出口的经济。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的采购端，密如渔网的信息引擎，不搜索到边际成本最低的世界角落，是誓不罢休的，如此中国企业的成本因素很难外移，“微笑曲线”低端的中国制造，只能是受气包。

      好在中国的禀赋还在，无限竞争的劳工市场使得工资增长始终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所以工资成本/劳工效率这个比例一直在走低。好在政府还控制着相当部分上游垄断资源，煤电油运水气涨得太厉害了，政府财政也帮忙为民众“消解”一点。但政府“消解”也是有限度，一旦成本型通胀持续上升，也会往外部传递的。而企业的成本上去了利润下降，企业就减产，当供给下降的速度超过需求下降的速度时，价格也要上涨。

      在中国，过多的货币在要素价格体系中形成过剩产能，反转过来又对最终产品价格产生压力，于是乎企业利润薄了，货币为了“盈利”只得进入“虚拟经济”，资产价格通胀就开始出现，这个因素累积到一定阶段，再向实体经济传递。

      所以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使得城市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的迅速上升，于是工业部门也就开始产生加薪的预期；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国内农业部门产出越来越受到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所决定，加之美元泛滥所引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直接推升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生产成本推动下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是能够看到的；价格传递的最后阶段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和地价的上升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红利的减少促使贸易部门制成品价格开始上涨。这便是所谓结构性物价上升的逻辑主线。所以，如果不能全局性地俯视整个过程，站在任何一个阶段，对中国通胀的判断都可能是模糊的。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