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始：重新出发的价值与想象

    站在2008年和2009年的交叉点上眺望未来，我们将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入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从中汲取洞见未来和想象未来的力量。中国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为一甲子。对于共和国的公民而言，从2008到2009的时间段既是新的一世的开始，也是新的甲子的开始；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开始下一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征程，事实上也就是共和国下一个甲子序幕的开启。

中国古训强调鉴往知来，包含的是一种辨证施治的智慧：我们对于未来的洞见能力和想象能力，决定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能力；而中国人之所以总是习惯于放眼长远，为未来而筹划，则来自深厚的历史教养。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但人们不太注意的是，中国人为长远而打算的习惯同样非常特别。着眼长远善于筹划和懂历史有经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每到重大历史时刻，中国领导人都有做长期展望的习惯，这种展望突破任期制的局限，延展至未来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几天前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同样如此，他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或许对这种展望已经习以为常，但在习惯于为四五年任期而盘算的外人看来，这却是一种难得的战略思维习惯。美国著名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经感叹，当年跟毛泽东见面，谈的都是未来三十年、未来五十年的世界，他在美国是知音恨少。毛泽东对于展望未来的热情，却是来自中国历史传统的普遍习惯，这种习惯已经渗透到各级地方治理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打算。前瞻未来并不等于空洞的夸夸其谈。洞知未来的远见，依凭的不是抽象的想象力，而是对历史经验的琢磨和熟知，对时势因果的敏感和把握。所谓鉴往知来，不仅仅是对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抽象理解，而且是对那些将来后果的现在前因，对那些早已发生的未来的提前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历史特别是刚刚经过的历史，我们要有一种知识上的真诚。如果我们只是把历史当作可以随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历史马上会报复自欺欺人的我们，让我们在未来陷入迷途，走向困顿。认真对待历史，不是拘泥过去的悲情咀嚼，而是走向未来的迫切需要。

我们要想更有力量应对未来三十年的不确定性，就有必要回到此前三十年，去观察那些引向未来的草蛇灰线。其中的一个要点是，观察那些即将在未来三十年前半程逐渐担纲的一代公民，在此前三十年里都经历了什么，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经过什么样的磨练，对自己所经历的三十年历史究竟有怎样的自我意识。

此前的三十年，是低开高走的三十年。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将被开除“球籍”，热心的是如何批判中国和中国人的“劣根性”；而在改革开放进展到第三十年的时候，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道路的全球价值，关注的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和低迷的泥潭。

此前的三十年，是从第一次思想解放走向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三十年。第一次思想解放肇端于“文革”结束，人们从简单地全盘否定西方转而大规模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中国古今传统的自信逐渐动摇；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人们对西方真实的了解越来越多之后，人们开始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开始在新的水平上重新理解中国古今传统，重新确立对中国及其道路的自信。

此前的三十年，是从建设市场社会转而建设社会市场的三十年。人们曾经认为“国家退出”是一切发展的前提，现在则发现不仅追求社会公平的事业需要国家介入，而且没有国家介入就没有市场经济，也无法摆脱市场发展的周期性危机；人们曾经认为经济发展快字为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今则发现应当又好又快科学发展，“更加注重公平”；人们曾经认为市场化就是要建立优胜劣汰而无需考虑社会失衡的市场社会，现在则感到市场社会的潜在危险，建设在发展的同时缩小社会差距的伟大社会。

因此，即将在未来十五年逐渐担纲的一代人的三十年，并不是直线前进的三十年，而是经历了内在调整和转型的三十年。不过这种内在转型并非是这一代人共同的转型，他们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逐渐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仍然保持着改革开放内在转型之前的意识，一部分人则推动或者认可了三十年间思想心态和发展模式的转型。而将在未来三十年后半程开始担纲的一代人，则是在此前三十年内在转型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再有父辈们在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困顿与自卑，他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中养成了一种父辈难有的自信，他们是此前三十年间内在转型的产物。被称为80后的这一代人，在2008年的那些难忘日子里喊出了这一代人的自信和自强。他们将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经受考验，但是“中国加油”的吼声未必不是他们对自己的加油。

在未来十五年逐渐担纲的一代人将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将是如何协调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意识和经历了内在转型之后的社会意识，如何消化此前三十年间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分化。未来十五年，不同的社会意识占据社会主流，将给中国带来不太相同的面貌。无论从目前的全球风向，从中国目前已有的转型进程，还是从80后的基本动态来看，目前时势的动能更多地在自主自信、科学发展、增长转型、重视民生、社会均衡的方向上积累。

将在未来十五年逐渐担纲的一代人面临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将是，作为第一代建国后出生的担纲者，他们也是基本没有经历过建国一代亲自“传帮带”的担纲者。对于他们之前的几代人而言，建国一代的问题意识往往是不言自明的思考前提，在代际传承过程无需过多强调便可心领神会；但是对于他们这一代人而言，由于缺少建国一代“传帮带”的经验，对建国一代的问题意识也就相对缺乏切身感知，以往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就不再如此，这个时候只有更为努力地了解和把握建国一代的历史和意识，才能恢复建国一代的问题视野，从而巩固共和国的精神根基。正是基于类似的原因，美国等国家才在公民教育过程中强调对建国一代精神的了解和领会，不断地在当代美国精神与国父们的精神（特别是宪法）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共和国每一代担纲的公民，对建国一代的问题意识是否有深入的体认和把握，将决定这一代担纲者所确立的格局和规模究竟能否超越建国一代。

因此建国六十周年所标示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纪念时段，而是共和国代际赓续过程中非常关键的承上启下的时段。这种特殊性意味着，对于共和国赓续而言，在未来十五年逐渐担纲的这一代人将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人。在这一时段，共和国的继承者们能否从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中重新理解建国一代的问题视野，甚至将是影响共和国未来命运的一个重要关节。

2009年将是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意识向未来担纲的几代公民重新呈现的一次历史契机。重建建国一代的问题视野，和评价建国一代的得失经验，是有关系但并不一样的两个问题。建国一代面临晚清以来旧秩序全面崩溃，新秩序的重建要全面回应“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诉求，这一代人的问题意识是根源性的：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中国，还是一个栖身于其他国家之下的附属国？是一个平等自由公正的中国，还是一个为各种不平等关系所宰制的中国？是一个由强权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还是一个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国际秩序？

建国一代就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辩论，这一辩论贯穿了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并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运动，它在五十年代以来中共内部的路线争论中已经有了长期酝酿和部分实践。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邓小平等建国一代开始进行路线调整的时候，能够凝聚多数民众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理论辩论、政策争论和政策实验是执政党能够根据时势变化及时调整的极为重要的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内在转型过程中，围绕发展模式的社会辩论同样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必要的刺激和群众基础，也不断将问题引回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建国一代在革命建国的过程中，从最根本的层面思考过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共和国是在全面充分动员社会基层民众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执政党当年之所以能够全面动员基层，完成全球罕见的基层组织化，基本条件在于，通过“为人民服务”和确立社会平等，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国民党当年也曾想进行基层动员和组织化，但失败了，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塑造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政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至今仍然是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所在。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建国一代基本问题意识的重温。

在理论辩论、主权独立、人民国家之外，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意识还有很多方面值得重新打开。重新思考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不是也不可能回到原点，而是要重新获得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视野，在新的条件下寻求回应之道。对于共和国的代际承续而言，保持创新变革的活力，事实上就是要不断回到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党内理论辩论和社会辩论。如果基本问题逐渐消失淡忘，将意味着理论辩论的消失，意味着社会领域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变革活力的消失，这当然是未来改革开放需要极力避免的前景。

这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视野。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