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文明担当和全球价值

    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对于人类探索现代之路的意义，恰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清晰呈现出来。从美国开始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现代资本社会的文明困境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已经深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并不在这一全球性危机之外，部分中国金融企业和那些严重依赖外需的企业同样在危机波及之列。不过，中国与那些陷入危机漩涡中的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表现，令全球各地的观察家更加关注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的建设实践是否正在开辟另一条现代性道路？

这场恰逢其会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自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共和国在即将告别第二个三十年之际，迎来了又一次必须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历史性时刻。

这一次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历史性时刻，则是将彻底告别面对西方的学徒心态，开始独立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难题，积极整合自身资源，自主探求应对之方。对于中国而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并不亚于20年前的苏东剧变。冷战时期两大霸权相继遭遇重大危机，意味着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成功模式，中国必须独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大国不一样的道路，才有能力相对游刃有余地应对这两次霸权危机的巨大冲击。从胡锦涛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基本方向，他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并不是说每个人活到三十岁就自然可以“立”起来，很多人到四十岁在人格上也未必能够自立。“三十而立”更强调的是，人到三十就应该“立”起来。能否真正自立，则要看有没有自立的自觉和意志，有没有自立的能力。一个30岁的普通人是从牙牙学语的婴儿成长而来，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30年共和国建设经验和近30年革命经验，执政党就已经有强大的政治意志和全球罕见的组织动员能力，并且已经凝聚了全民对于改革开放的高度共识。从这样的政治基础出发的改革开放，有其自主性和自主能力，这种自主性不仅蕴含在国家权力系统之中，更蕴含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意结构中，它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要讲“三十而立”，要重新强调自主性和自主能力，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必须进入经济全球化体系，而这种全球化体系以及各种非常强势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对国家主权和自主性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并不是中国一家遭遇的问题，而几乎是全球化体系中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拉美和非洲地区许多国家为自己对美国的依附性位置而深感苦恼（欧洲诸国和日本同样多少也有这类烦恼），这些国家的知识界也曾就自己国家对美国的依附性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希望改变那种“国内企业从外国银行获得贷款，又将收益大部分存入外国银行，只有很少部分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但是非常困难。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有非常强的自主性资源，从而“三十而立”的基本要点在于，重新认识建国以来包括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自主经验，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确立自主的政治意志和文化自觉。

近年来中国刺激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关注民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发展装备业大飞机之类基础工业等举措，大的方向都是要在经济上重新确立全球化条件下的 自主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总是最好的老师。好些事情在这场金融危机之后变得容易理解，比如，随着大量农民工因为沿海部分中小企业倒闭或停工而提前返乡，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下每个农民家庭所承包的那块田地对于改善民生、刺激内需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这一制度为以后农村土地改革所确立的边界，就变得清晰起来；随着这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周期性危机开始沉重打击那些严重依赖外需的领域，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内需、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就开始变成政府和企业的自觉意识；随着中国庞大外汇储备在此次危机中的尴尬充分显露，随着所谓中美“恐怖平衡”所含有的不平等关系的呈现，如何让中国经济体系摆脱对于欧美经济体系的依附性，中国金融体系如何确立自主性和扩大决策自由度，就自然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在更高的程度上“立”起来的重要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就是逐渐深入全球化、在应对全球化挑战过程中不断学习和重新致力于维护自主性的三十年。这个螺旋式前进的进程，也是改革初期就存在的自主性传统和全球化潮流之间不断对话、辩论和综合的过程。与此同时在中国内部，就民生问题、公平问题、激发内需问题等方面，社会平等诉求和资本自由发展之间也展开了长久的对话、辩论和综合的过程。中国在改革三十年间也因此经历了从“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发展共享”、“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转型。这种内部改革的转型进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而立”奠定了内部的自主性基础，这个基础最核心的含义在于，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全新条件下重新凝聚了社会大众对改革转型的共识。

目前正在进展中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最核心层面上提出了新的挑战。就全球化体系而言，中国与美国这一全球化中心之间的金融关系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如何既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顺利进展，又能改变中美金融关系结构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在更基本的层面上确立中国金融体系的自主性，降低依附性，已经成为考验中美双方对话合作智慧的中心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所揭示的现代困境，对中国、美国以及其他重要文明体的挑战更为根本。如果只认为这种现代困境不过是自由经济的一种周期性现象，不免过于冷漠而放弃对现代困境的深入观察。这种周期性危机，以及在危机过程中社会差距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冲突的急剧增多，并不能因为它是自由经济的危机就能够自然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其实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不断地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而且这些批判是现代发展保持健康的一个前提。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胜利的一方在它的对手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和活力；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式发展道路缺乏必要制约和失去方向有极大的关系。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活力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均衡，避免恶性的现代发展将人类拖入深渊，看来是个极难解答的难题。

在这种全球状况之下，重新打开文明发展的多元视野，重新认识和发现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就成为克服目前的全球性危机及其背后的文明危机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制度创新所包含的文明含义，显示出世界性的价值。中国并不隔绝于此次全球性危机，但是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目前的危机应对举措之中，包含了新的可能性。而中国发展道路所揭示的可能性，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给西方文明以方向（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界的辩论一直纠缠于究竟是西方文明救中国，还是中国文明救西方），而在于这种以自主性为核心、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安排，可以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以有益的启示。

正如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多次表明的那样，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道路探索和文明发展的关键，同样也并不在于要给其他国家或者文明当医生，而在于要更为深入地面对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更有创造性地发现中国古今传统中克服现代性难题的系统性资源。

注重解决自己遭遇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就能对世界其他地区有所启发，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要有自主探索解决现代困境的道路的自觉，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悠久的大国而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自己对于天下和世界的独特意义，有自己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和未来的重大承担。中国文明传统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惟一一个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而在于它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一种相对于其他古老文明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设的意义同样是世界性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尤其将中国探索现代之路的世界性价值展现了出来，呈现了现代性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正是有了多种可能性，人类才能在这种丰富中葆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否则必然将在单调的贫瘠中走向衰败。

如果说一个文明国家对人类发展可能性的探索和贡献，是这个文明国家的“天命”所在，那么，无论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是2009年纪念共和国建立六十年，都是重新发现和领悟现代中国的天命的一次历史性契机。而全球性金融危机恰好在这两个重要年份出现，则以巧合的形式向当代中国人昭示，应该意识到中国的文明担当所在，意识到中国的天命所在，意识到中国的价值道路。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