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地位

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发生危机的经济体，没有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政策制度准备

    一场始于美国住房次级贷款的信用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全球金融系统的动荡，必将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中国虽不是本次金融海啸的中心，但作为全球化过程中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经济不可能免受严重的波及。不久前公布的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明显下滑。越来越多的人为之担心。

    这场危机在相当程度反映出，当前主要的国际经济体，还没有对“以中国经济崛起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做好制度上的准备。

    当前的讨论中，很多人把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格林斯潘时代于过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美联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利率降得太低，才导致了三个“过度”：美国老百姓的“过度举债”；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以及资本市场的“过度证券化”。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正是这三个“过度”的集中体现。

    次贷危机，的确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有关监管机构的失察有关。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完全是格林斯潘的过错。问题的关键在于，美联储为什么能在较长时间内把美国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而不用担心其通常的负面后果，即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这与格林斯潘作为一名央行行长的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而应归因于“全球化红利”的集中释放。其具体表现为，全球化使得中国、印度及前苏东国家的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全球劳动力供给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增加。

    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的原始推动力来自劳动力的外生性增加，格林斯潘便得以“从容地”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必担心其通货膨胀后果。

    问题实际上出在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设计上。

    如果中央银行的惟一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如欧洲央行），或是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中寻求一个平衡（如美联储），那么，当全球通胀因“全球化红利”的集中释放而出现结构性下降时，央行行长们自然会倾向于维持低利率来支持经济增长。

    显然，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中央银行，都低估了全球化对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的深远影响，没有做好政策制度上的准备。

    事后看来，美联储的通胀目标应该设在一个更保守的区间（如0—1%，而不是2%—3%）；或者在其目标体系中应包括资产价格，而不仅仅关注消费者价格。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利率就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维持在过低的水平，三个“过度”也就可能不会产生了。

    同样，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出，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在政策制度上，没有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在本地区迅速崛起的准备。1994年，在中国完成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一次性完成了近50%的贬值，从而使中国对外竞争力大幅提升，出口飞速增长。

    然而，面对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竞争，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没有及时作出政现反应。尤其是在外贸竞争力已经明显下降、汇率明显被高估的情形下，许多国家仍坚守固定汇率制度。再加上他们不合时宜地放松了资本账户管制，就为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点恐怕无人质疑。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形式和内容上看似有很大不同；然而，笔者认为，这两次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发生危机的经济体，没有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政策制度准备。

    而中国经济的崛起，终将改变本地区及全球经济版图。如果其他经济体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这种国际经济中相对实力的此消彼长，就可能以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方式实现。

    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制度上的缺陷。而修补这一缺陷，在短期内可能限制经济的内在根本驱动力的释放，却不会改变其长期趋势。此长期趋势的核心，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

    面对这场危机，持“中国经济崩溃论”的人士，恐怕是太多关注了危机在短期内所造成的破坏性，而忽视了其背后深层的“中国因素”。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短期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然而，恰恰是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从根本上确立了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笔者相信，十年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将比现在更突出；而且，我们得出的结论将是，中国经济的这一新地位，正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确立的。

摘自—财经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