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二十周年之际，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国经济也在新的高度上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口，从20年前的历史转变汲取经验和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2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扭转了曾经喧嚣一时的回到“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为主”的错误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在我国的改革征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按照十四大确定的目标所进行的改革，努力开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在以后的岁月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改革，更是历尽艰难曲折。”吴敬琏表示，“回顾二十多年前，确立改革目标和推进实际改革过程中决策层和产学各界共同研讨和互动的情况，对于我们重启改革议程，实现中国改革的再出发十分有益。”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然后从1994年起开始了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再经过1997年中共十五大开启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在20世纪末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不过，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的经济体制仍然背负着命令经济的沉重遗产。这种情况的延续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格局。这种过渡性体制正阻碍着中国的技术创新，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他解释，一方面，由于政府具有主导资源配置的能力，导致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产生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腐败蔓延难以制止。

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有的作者也使用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所谓“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吗？吴敬琏认为，“如果政府在市场之上起资源流向的最终决定作用，那也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了。”

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政府行政干预作用的统制道路前行？吴敬琏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捅破市场经济这层纸很不容易

《21世纪》：粉碎“四人帮”以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目标，实际意义是什么？

吴敬琏：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前，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官方有两种正式的说法：一个是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另一个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实，一些经济学家1987年已经意识到， “商品经济”概念不那么准确，没有反映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本质特征。所以，在中共十三大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就在小组会讨论时提出 “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议。十三大以后，广东一些经济学家组织了6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讨会”，主张采用“市场经济”概念。

但是，这种意见并没有成为共识。十三大报告采用的提法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龚育之说这“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是，只隔一层纸了，但终归还“隔着一层纸”，而且捅破这层纸非常不容易。

《21世纪》：当时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似乎并没有继续下去？

吴敬琏：1989年夏季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后，有些人把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转变为 “姓社姓资”的政治问题，把经济理论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他们运用比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经济论”时更加“上纲上线”的论据和语言，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说成“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这种大规模批判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混乱，使他们无所适从。

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织的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会议上，薛暮桥等少数几位经济学家提出，要继续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他们不敌“计划取向论”者人多势众，没能动摇“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主流提法。

1991年中央召开11次座谈会是大讨论的高潮

《21世纪》：在“计划取向论”政治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中共十四大的转机是怎样出现的呢？

吴敬琏：据我观察，转机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使“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形势暴露得十分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邓小平讲话。在邓小平1990年12月到1992年2月多次讲话的鼓舞下，主张改革的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做了认真的努力。

现在我们都可以在《邓小平文选》里看到，从1990年末到1991年初这段时间，邓小平两次发表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谈话。

一次是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开会前夕，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另一次是1991年1月至2月间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谈话。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21世纪》：当时很多人知道，上海《解放日报》从1991年3月开始，以“皇甫平”的笔名陆续发表原《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等人根据邓小平后一次讲话精神写的四篇文章。但在文章发表后却遭到围攻。当时的实际形势是怎么样的？

吴敬琏：在当时，一方面，“计划取向论”者的确可以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拥有的权力压制正确意见。另一方面，在领导层里还有不少人是拥护邓小平的改革主张的。

例如，朱镕基1991年4、5月间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向他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主流媒体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见。他当时明确告诉我：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现在有人要批判。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临别时，朱镕基要我整理一份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历史的材料。后来，这份材料也转到了江泽民总书记那里。他也约我讨论过争论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21世纪》：在您的论文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有一篇是您在中共中央领导1992年下半年召集的座谈会上的三次发言。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座谈会的情况？

吴敬琏：在1991年秋冬，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三个问题：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11次会。这是1989年以来大讨论的高潮。其中，第三个问题花的时间最多，座谈会开了5次。正是在这5次会上，与会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陈东琪等都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这个系列座谈会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是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人和学者之间互相插话，平等地进行讨论。

第二是讨论的主题，不是简单地提出什么样的政治口号或者改革目标用什么名称这样的表面问题，而是从理论和历史相结合的层面深入探讨体制、机制及其效应问题。像我自己，除了在会上做了《加快改革进度，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发言，还给会议参加者分发了一篇介绍资源配置与计划、市场关系的背景文章《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为我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论证，指明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扩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这就是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这些都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成果。

致信中央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

《21世纪》：1992年1月到2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视察，直接面对群众发表南方讲话，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采用这种方式回答这个长期争论的难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就为科学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治条件。1992年4月30日，您曾向中央领导提出过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份建议的来龙去脉。

吴敬琏：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法，是我多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和副总理朱镕基来中央工作以后，先后向我了解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过程的情况，这更促使我考虑在这方面有所建言。1992年4月初，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开会，请上海市的几位同志介绍他们的发展战略设想。我在会上的发言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争论的历史讲起，强调正确的发展战略要以市场体制作为它的制度基础。两位朋友觉得讲得不错，鼓励我把有关的意见向中央领导提出。于是，在李剑阁的帮助下，由我写了这份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书。

建议书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演变。二是“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 “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个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后一方案的好处，是能够更加鲜明和准确地表达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

十四大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21世纪》：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改革有何意义？

吴敬琏：十四大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共识。重要的是在十四大开会以前做的大量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十四大“定调讲话”，可以看作是前期研讨的总结。他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当时理论界对改革目标提出的几种提法中，他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现在重读这篇讲话，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江泽民总书记不但比较了几种提法的优缺点，而且对市场体制、市场机制作了经济学的解释。例如，他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江泽民的讲话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几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这样，中共十四大就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大决定对市场经济体制给出的科学界定，直到现在看，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现在，有些文章也使用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是强调“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是自主的和自由的交换，在政府官员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吗？其实十四大决议说得很清楚，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如果政府在市场之上对资源流向起最终决定作用，那也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了。

《21世纪》：随后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吴敬琏：确定目标模式只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奏，重要的是市场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需要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才能实现。因此，在目标模式确定后，接下来就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这项规模宏大、参加人数众多的研究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形成了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决定》）。这个决定按照整体改革、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子系统的改革，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比较细致的安排。从1994年开始，政府按照《50条决定》的规划进行了大的改革。到新世纪之交，初步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1世纪》：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只是初步的吧？

吴敬琏：当然是这样。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命令经济旧体制遗产，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体制远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其量可以叫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吧：

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在很多领域的资源配置中起着支配性作用。比如各级政府往往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再配上信贷资源，来营造GDP的高增长。其次，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在涉及这些大型集团时，不论是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部门退出还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步伐都放慢下来，甚至在一些重要行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并运用大大小小的行政权力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比如，经济过热以后，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以“宏观调控”为名，加强了对市场和企业的控制和干预。这些都妨碍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其实中共中央是认识到这一点的。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明确指出来，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来。

《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执行情况怎样？

吴敬琏：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遗憾的是，有些人不把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于是在“半市场、半统制”的体制中，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

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

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正式写进了“九五”（1996-2000）计划。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大改革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在“九五”期间上还有所进步。但到了21世纪之初，又开始向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回归。2003年以后，各地都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要求实现产业的“重型化”，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支撑GDP的高速度增长。所以增长模式非但没有转过来，甚至还有恶化的情况。

为此，“十一五”（2006-2010）规划就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却发现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过来。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过程中，这个议题提到了更高的政治高度，指出“转型刻不容缓”的问题。

但是，由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体制性障碍未能得到消除，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转不过来，从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诸如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剧增，一直到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

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官员利用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这个庞大制度基础造成了腐败活动的制度性蔓延，导致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新改革共识可以形成

《21世纪》：下一步该怎么改，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吴敬琏：我认为，当前形成改革共识的可能性比较高。中国的改革历来都是由环境的压力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矛盾和困难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在矛盾激化、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关于要不要改的问题，开始在多数人中形成新的改革共识。随着体制弊病和增长方式缺陷导致的严重问题的暴露，今年以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有利于推动中国改革的前进。

《21世纪》：2011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是改革，要求“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那么，到底该怎么改？

吴敬琏：正如前面所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一个从旧体制转向新体制的过渡性体制。这种过渡性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种过渡性体制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呢？换句话说，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政府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

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倒退是绝无出路的。我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21世纪》：您刚才提到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也就是说单纯靠经济改革不够的，还必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吴敬琏：政治体制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实施宪政三项基本内容。三者紧密联系，甚至存在一种相互界定关系。所以，这三者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远大目标来说，实施宪政当然是最根本的；但是从实施重点来说，我觉得可以先从法治入手。

现代市场经济与法治密不可分。传统的、早期的市场经济，可以建立在熟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因为熟人之间违约的成本很高。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市场经济，其正常运转则必须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论是产权的保护，还是合同的履行都是如此。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所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就要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法治国家。

建立法治国家，也有一个如何着手，如何实施的问题。在我看来，建立法治国家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全民中树立法治观念；二是完善立法；三是实现司法公正。在这三项中，立法方面要相对较快一些。至于实现司法公正，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21世纪》：您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有何预期？

吴敬琏：我们期望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建立新的改革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扎实的研究工作，尽快制定出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加快全面改革的进程。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