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

“中国未来五年潜在经济增速在8%-9%之间”

三季度即将过去，中国经济是否触底回升的讨论又开始升温。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对本报分析，“这不仅仅是宏观紧缩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回落，而且反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

根据刘树成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我国经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的区间内。“全国总体上看，虽然潜在经济增长率要下降，但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空间还很大，经济发展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这有利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的平滑化。”刘树成指出。

刘树成预计，未来五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在8%-9%之间。2012年预计回落至8%左右，而2013年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小幅回升至8.3%-8.5%左右。如果2013年回升力度适度而不过高，那么，2014年仍有可能继续微幅上升。

未来五年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8%-9%之间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今年的整体经济形势，您认为经济下行的原因是什么？

刘树成：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掉以轻心。“反应过度”就是主张大力度放松宏观调控政策，而刚刚沉寂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中国经济滞胀论等说法又浮出水面；“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各种可能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

从原因来看，我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回落是由多方面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的。有外部原因，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发酵。有国内原因，我国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有要素供给（资源、环境、劳动力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原因。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每个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二年，又赶上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推动年”，除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之外，其他的“双重推动年”往往容易出现经济过热或者是经济回升比较大，所以今年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21世纪》：在您看来，今年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不仅仅是宏观紧缩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回落，而且反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那么，您如何预估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

刘树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现在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

准确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在宏观调控实践中这也是一个经验把握问题。我们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计算得出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计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的区间内，即上限为12%，下限为8%。现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时，其上下限是否都要同时下移呢？

我认为，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其上下限的下移可以不对称。在最近五年内，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下移2个至3个百分点，即其上限由12%降到10%以内，把握在9%左右为宜，而其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潜在经济增长率作为一个区间来把握，未来五年内可以把握在8%-9%的区间。

《21世纪》：为什么潜在经济增长率上限要下移，而下限可以不动？

刘树成：首先，为什么要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呢？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往往容易过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曾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也会很快产生“四高”问题，即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由此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经济增速过高，会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实践表明，在我国，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现在，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因素出发，从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的因素出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首先应该降下来。

再者，为什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限8%可以暂时不动呢？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难以持续，但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率8%应该是一个基本底线。如果低于8%，经济运行也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各种困难而难以持续。

实践表明，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8%，就会呈现出各种问题。如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和6.6%，给企业生产和就业带来严重困难，使全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再如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降到7.6%，各方面也立即感到或逐步感到经济下行的压力。

总的看，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太高，如冲出10%，会恶化经济结构，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增速偏低，如低于8%，也会恶化经济结构，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因此，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

经济增长率下移渐变而非突变

《21世纪》：此前，曾经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增速即将由过去的10%左右降到6%-7%，对此，您怎么看？

刘树成：是8%-9%，还是6%-7%？这就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是一个大幅度的突变过程，还是一个可以逐步渐进的过程？

有学者提出，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之后, 经济增长率下台阶时，都是大幅下降约30%-40%。我国将在2015年左右，潜在经济增长率由过去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降幅亦为30%-40%，下一个较大台阶。

然而，我们仔细研究国际经验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可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年均9%以上，猛降为4%左右。

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经济增长率由20世纪60-70年代的年均9%左右，降到20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8%左右，再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4%左右。

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移。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震荡。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也就是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比如，先由“高速”（10%）降到“中高速”（8%-9%），再降到“中速”（7%-8%），再降到“中低速”（6%-7%），然后降到“低速”（5%以下）等等，分阶段地进行。

《21世纪》：那么从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我们是否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

刘树成：我们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说，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特别是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就为我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一定较快增长提供了的较大空间。以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差异来看，2011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以人均GDP水平，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地区：

第一类地区，人均GDP超过12400美元，有3个地区：天津、上海、北京，全都为东部地区；第二类地区，人均GDP近6000美元（也就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32美元）至9500美元，有8个地区：主要是江苏、浙江、辽宁、广东、山东、福建，内蒙古，吉林。

第三类地区，人均GDP在4000美元至5300美元，有14个地区：主要是湖北、黑龙江、山西、湖南、河南、江西，重庆、陕西、宁夏、新疆、青海、四川，河北、海南。

第四类地区，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有6个地区：除中部地区1个（安徽）之外，主要是西部地区5个（广西、西藏、甘肃、云南、贵州）。

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对不同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分组标准，1247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4036-12475美元为上中等经济体，1026-4035美元为下中等经济体，102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经济体。

大体参照这个标准，我国以上第一类地区已接近或基本达到高收入水平，第二类和第三类地区大体处于上中等水平，第四类地区大体处于下中等水平。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地区，随着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已逐步下降，而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空间还很大，经济发展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

因此，全国总体上看，虽然潜在经济增长率要下降，但未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有利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的平滑化。

GDP三季度触底

《21世纪》：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经济增速的波动态势将会怎样？是不是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低？

刘树成：我认为，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年度间仍会有高低起伏波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五年至十年左右)，鉴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鉴于我国长期以来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力求使我国经济波动走出一种锯齿形缓升缓降的新轨迹，即一两年微幅回升、一两年微幅回落、又一两年微幅回升，使经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运行和轻微的上下起伏波动，这既不是简单的大落又大起的“V”形或“U”形轨迹，也不是大落之后很长时间内恢复不起来的“L”形轨迹。

具体说，在我国GDP增长率2010年为10.4%之后，2011年回落到9.3%，2012年预计进一步回落至8%左右，而2013年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小幅回升至8.3%-8.5%左右。如果2013年回升力度适度而不过高，那么，2014年仍有可能继续微幅上升。

《21世纪》：为什么您会预计2013年GDP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

刘树成：这是从中期内经济波动、物价变动与宏观调控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出发得出的分析。近几年来，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也通过宏观调控侧重点变化的“四部曲”反映出来，即由2007年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双防”，到2008年-2010年的“保增长”，再到2011年的“稳物价”，又到2012年的“稳增长”。

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加之外需不振，经济增速超预期进一步回落。2012年5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年至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么大，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的意外冲击，2012年第三季度工业生产和GDP增长率可触底，第四季度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2013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在未来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变化？在出口不景气，消费又不能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您对扩大投资有什么建议？

刘树成：我的建议是两个“重在”：第一，重在改善投资结构，选好投资方向。要将扩大投资与转方式、调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转方式、调结构不是说说而已，而需一定的投资支持。第二，重在提高投资效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由此，才能解决好投资“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的问题。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