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关键 并非是成长模式的转换

6月1日公布的制造业PMI再次让市场大失所望，中国经济的减速显然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目前究竟政府是促进经济转型优先还是确保经济增长为上，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海外不少经济学者甚至认为目前券商们高薪供养的所谓市场经济学家给投资者演绎的“中国经济软着陆愿景”不过是“期许战胜了理性”的又一典型案例。

股市也对中国政府迟迟没有明确的保增长表态而表现得忐忑不安，市场上不乏看空中国经济的投资界重擘，他们毫不讳言在香港股市做空中国正是因为认定严重依赖投资来拉动GDP增长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并相信这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这种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对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都缺乏信心，纵观全球经验教训，不乏投资拉动消费的体验，但却很难找到用消费来弥补投资不足的案例。

在国内，主流意见对海外这种过分悲观的意见有不同见解，但却具有与之相同的论理构成，并对此怀有莫名的危机感。但与海外论调侧重略有不同的是，无论官方的改革派还是学界不断用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的经验教训来反对政府动用投资保增长，认为这不过是已经失衡的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畸形。

“国进民退”、“利率管制”、“地产以及银行暴利”，等等热门话题的指向无一不是对结构性改革的期许。甚至有意见认为目前的经济情况根本就没必要出台保增长的政策，不如用硬着陆来倒逼改革，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重大变革，都有不同的压力推动。既然经济转型涉及到既得利益，必然需要经历阵痛。当年日本从高度成长期过渡到稳定成长也是经历了经济的硬着陆（GDP负增长）给逼出来的。

经济转型的关键 并非是成长模式的转换

但是仅仅具有改革愿望是不够的，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非常巨大，体制面的变化显然是伴随着风险的。比如利率市场化，本来是牵扯到整个金融体系框架的大事，但不少改革言论仅仅是立足于对近年银行利润增厚的不当性进行的批判。实际上这种所谓高利润很可能并没有让我们的银行系统有足够资本去应付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风险，远的不说，仅仅美国的经验就足以让我们警醒，10%点多自我资本充足率在系统性风险来临时瞬间就能灰飞烟灭。更让人惊讶的是最近见到几位利率市场化改革论者，问起安全网建设问题，他们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存款保险制度。

这让笔者加深了对改革派们的担忧，无论是1990年代后期的日本，还是最近这几年的欧美诸国都已经证明存款保险其实只在金融体系正常的时候管用，它既不能防止挤兑现象的发生更不能在挤兑发生时稳定金融市场，中国的改革是没有缓冲期来允许这种低级低效的实验的。甚至不少股市参与者，对国进民退有着很强烈的反感，但是他们大概也都清楚股市市值以及收益增长的大半来自巨大的寡占性国企，急剧的削藩政策给股市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但很多主张用危机来倒逼改革的人们大概也没有算清楚自己将在这样的冲击中承受怎样的风险。实际上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前提就是需要一个高效的股市，这是日本人当年没有做到的，所以他们失去了10年、20年。

但民间的情绪化期待其实不算离谱，改革的决断必然涉及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判断，但改革的动力一定要反映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结构改革并不存在所谓的时间窗口，只有人心向背带给决策者的机遇。大家真正担心的应该是改革的再次被保增长的借口给推迟，带来更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战后日本经济的转型经验更多地被说明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但这种方向已经明确反映在十二五计划中，目前的共识不是改不改革而是如何改革，非常遗憾很多情绪化的方案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担忧。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在提倡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这需要的保证就业机会的扩大和充实社会保障，而其前提必然是保证经济成长，这样思路又陷入了我们一直想摆脱的怪圈。实际上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并非是追求量化的成长模式目标，事实证明这只会让我们不断在长期远景规划和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中摇摆和漂流。

“市场化”这个诉求几近泛滥，但残酷的现实的是目前很多领域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市场，所以无法期待大家期待的市场机能去自主调节经济。任何可以操作的机会在信息传播阶段就被特定的阶层截杀，形成的必然是畸形的交易。曾几何时“转变政府职能”便是改革的代名词，笔者觉得它现在依然适用于一种渐进的改革：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到创造机会平等的机制上，培育和扶植市场的成长，作为市场参与者的国企和市场利益调整者的政府，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更明确的分工。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日本的巨大国企（如JR，NTT，JT）如何成功实现民营化却不失其公共机能，而日本邮政为何到现在还在为改革滞后备受指责。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