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的契约困境

中国的企业家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遵守契约，这是商业的基本精神。面对财富的诱惑，创业者和企业家能否坚定地坚持价值观，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呢？

因为马云和支付宝，郑州商人郭恒基认识了胡舒立，也知道了什么是“契约精神”，但很难反这个问题与伦理道德挂钩，在他看来，这也就是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简单选择。

他是“80后”，在郑州经营着一个几十人规模的家族地产公司，生活却“简单有序”，“每天就是陪各个居委、银行和客户吃饭，一个‘供’不到，事儿就有可能黄了。这看起来复杂，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完全程式化了。”郭恒基并不清楚“契约精神”有什么价值，但他很累，“在不必要的环节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相比于郭恒基，阿伟要轻松点。他在东莞的模具厂加入了当地的行业协会，“协会里的企业有大有小，大家还算有秩序，抢活儿的不太多。”当他听到“契约精神”这个词时，第一反应是“我们没有签什么契约，甚至没有口头契约，这相当于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

跟很多中国底层的企业家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标签如此相似：应酬、人脉、老练、现实、拼命、迷茫……以至于根本看不出“80后”和“70后”的区别。“做小生意的，说到底就是做人脉，中国人缺乏最起码的信任。起初我并不接受爸爸的这一套，但后来懂了，那一群人没变，生存之道就不可能变。”在郭恒基当下的理解中，商业本就应该由利益所堆砌，伦理也许只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中国式尴尬

和阿伟相同，多数国人对“契约精神”很陌生，他们想当然地把它等同于狭义的契约：双方的书面或口头约定。这在很多学者看业不可思议的事，却真实地存在着。

博士德文化首席管理顾问汪中求在前年曾写过《契约精神》这本书，令他苦恼的是中国企业家并不买账，“老实说，这本书卖得并不好，企业家们更关注管理本身给企业运营带来的价值，而这种软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毫无吸引力。”

因为软，所以没有标准，契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守信在中国是被割裂的。在马云和胡舒立有关契约精神的争辩之后，一个很明显的分化正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纠结。

支持马云的占少数，更多的是理解，在中国，一个企业首先要活下来。“马云有难言之隐。有人指责马云违背了契约精神，个人非法侵吞公司财产。其实，如果不调整，支付宝获不了牌照，这可能意味着整个阿里巴巴集团坍塌？还有谁是受益者？”网络观察家付亮这样说道。

但站在另一边的则更多地用欧美例子来反衬国内的缺失。天使投资人薜蛮子在微博中称：“中国的企业家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要遵守契约，这是商业的基本精神。面对财富的诱惑，创业者和企业家能否坚定地坚持价值观，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呢？”

马云在做着不止一道选择题，阿里巴巴集团未来面临的政策风险和股东暂时权益的保存，选择谁；时间不等人，是先斩后奏，还是先奏后斩；国家经济信息安全和国外大股东利益，选择谁；最后才是法律法规和契约精神的选择。

不可否认，马云这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真正意义上与世界接轨的企业家。但适逢中国逐渐从世界工厂转为世界市场，国内的企业家们一直面临着一个尴尬。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国内企业正是因为打破了很多欣欣向荣，违犯契约一度成了中国经济的推动力。

万通董事长冯仑曾在他的书《野蛮生长》中反思过这段时光。那是一个没有现代商业规则的地方，他的很多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他们甚至还经历过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的事，万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江湖规则”是冯仑很恰当的概括，“每一个创业者都积累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但中国变化太快，很多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尔有一两条原则可能还有用，比如说应该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按江湖规则来游戏。以前，我看到太多朋友之间的砍砍杀杀，这是江湖规则，但这都是要过去的。”

度过“青春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当口，跟谁玩？怎么玩？如果是“自娱自乐”，我们大可不必费尽周折地去改变那些江湖规则，而现实却是你想“玩”得更好，就必须得跟着世界。

因此，契约精神是根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国家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很多西方国家都信奉一个准则，所有的人性之恶，法律管得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其它部分由上帝管。这部分同“上帝管的”就是诸如契约精神这样的伦理约束。

这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水土不服，而中国企业在国外又屡屡碰壁的原因，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些特质是国外企业无法想象的。很多外国公司在投资中国时，都把政府关系、政策稳定性等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这是两种游戏规则的碰撞，很难归结到文化上，当然更不应该武断地判定孰优孰劣。正如郭恒基和阿伟，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游戏规则，自然不会把一些市场行为上升到伦理层面。而在中国，他们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力军，这难免让我们有一个疑问，契约精神于中国有何用？

其实，阿伟所在的行业协会本应是契约精神的产物，很多不成文的行规在保证着行业的正常运行。“但如今的行业协会似乎变了味，产品质量不再是讨论的重点，多数时间都是在保护几家领头羊的利益，还有驱赶潜在的进入者。”行业协会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圈里人有人脉，活多得只能粗制滥造。而阿伟只能处处巴结那几家大厂和协会领导，这样才不至于被边缘化。

“契约精神太软，硬的是利润，其实我更接受契约，至少有凭有据。”在阿伟口中，领土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矛盾在国内被无限放大，“要么都做，只有我一家发扬精神，于事无补。”

郭恒基用在公关上的费用甚至占到总成本的三成，他有苦难言，“房地产牵扯到的资质应该是所有行业中最多的，盖一个章就需要公关一次，但没办法。”郭恒基的担心和阿伟相同，契约精神的确可以大幅削减整个行业的运行成本，但该由谁去推动呢？

驱动力

国内企业的驱力肯定是不足的，至少到现在，很多企业还并没有品牌意识，更没有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契约精神反而会成为企业很重的负担。

按照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的准则，除了人权和劳工标准外，环境和反贪污是两项重要内容。环境部分包括企业应主动增加对环保承担的责任，推动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与推广，还要对未来的环境变化未雨绸缪。而反贪部分则要求企业反对各种形式的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等。

“准确地说，绝大部分企业都不会主动去响应。当然，敲诈勒索是违法事件我们当然不可能干，但行贿就不可避免的了。一个项目，少则几十家企业去竞标，换做是你，会怎么办？”当然更让郭恒基在乎的是企业成本，“一个项目不做也就罢了，可我总不可能不计成本地去投资人力和环境吧？”

汪中求直言中国企业家素质偏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市场所迫。一些企业家修为并不够，反映到企业管理上，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如果为了短期利益，契约都可以是无效的。”

很显然，国内企业家一方面后知后觉，另外又没有市场压力，如果单凭内驱力，也许契约精神在中国推广的周期要极大拉伸。但这还不是关键所在，毕竟企业自身有意愿通过契约精神来减少运营成本。汪中求认为在健全法律法规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才是契约精神推广中最难攻克的环节。

汪中求曾为一家在华投资的日本化工企业做过咨询服务，而这家公司最后无奈地把投资转向印度。问题只有两个，都出自地方政府的先前承诺。一是地方政府答应把这家工厂所在区域的地下管道整理清楚，以便安置污水排放系统，结果地方政府以各种理由反悔了；二是在这家工厂希望扩建的时候，地方政府之前承诺的地皮却无法兑现，甚至要求日本方采用填海，自谋土地。“这是很荒唐的事，这不仅仅是契约精神的问题了，而是已经开始践踏契约了。”汪中求碰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都存活在一个政策朝令夕改的环境下，这根本就不是契约精神所要求的土壤。”

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一家在中国还算成功的世界500强企业有一个特殊的12条“入华员工培训手册”，第一条便是“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还有一条是“如果地方政府承诺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有问题”。更有意思的是，手册的最后一条竟然是“当你遇到困难时，请参照第一条”。

地方政府的职责是维护一个所谓的经济圈的持续稳定，它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但实际上，拥有资源，却没有合理安排资源不说，地方政府甚至不能清楚地判断一个企业行为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在另外一起著名的契约精神纷争—娃哈哈与达能并购中，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利益相关方，一众地方政府纷纷发表声明力挺娃哈哈。当然不能草率评价说这个行为对和错，但地方政府在面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时，态度的确不够严肃。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