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产阶层是如何炼成的

发达国家向来以“橄榄形”或“枣核形”形容其社会结构，日本也不例外。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逐渐形成了总体构成稳定、贫富差距较小、涵盖绝大多数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为其赢来了“一亿总中流”的声誉。

在终身雇用制下，日本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中产阶层。

各种政策培育中产阶层

日本中产阶层是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和扩大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的若干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及时提高工薪阶层收入及生活水平，注重分配公平，让居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在战后恢复期及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政府十分注意将社会财富分配向居民收入适度倾斜。上世纪60年代初，政府提出“十年收入倍增计划”，在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加的同时，使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在15年时间几乎增加了2倍。60年代中期，日本居民家庭基本普及了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电器；70年代中期则基本普及了彩色电视机、空调和家用轿车。这一时期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奠定了日本社会中产阶层的财富基础。即使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导致居民收入大幅下降，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在日本，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悬殊，社会总体收入水平较为平均，少有“暴富”阶层，其基尼系数也长期保持在0.25左右。例如，名牌国立大学教授年收入大约在1200万日元左右（约合80万元人民币），而同样年龄的公司职员收入大约可以达到其2/3，消防员的年收入也能达到600万～700万日元。日本也很少有欧美国家那种“天价”经理人，一般经理人的收入可能还不足欧美同行的一半。总体来看，相对于欧美国家，日本的工资制度更重视公平，兼顾效率。

其次，建立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的劳资关系。

日本企业通常采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工龄对收入影响较大，而工作绩效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多体现为年终奖等额外收入。这样一来，只要员工在企业长期工作，就可以确定获得越来越高的收入。这不仅保证了工薪阶层在经济上有良好的收入预期，也给工薪阶层带来了较为稳定平和的心态。

日本企业的劳资双方之间有较为畅通的互动关系，企业与工会之间能够在薪资水平、福利待遇甚至企业发展方向方面进行协商。每年2、3月份是日本例行的“春斗”时间。这一活动由全国性工会组织，由劳方提出提高工资或改善待遇要求，然后企业依据全国性企业组织和政府厚生省公布的工资、物价变化等数据，按照自身经营情况调整工资。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双方的斗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劳资双方协调工资关系的固定渠道，不仅可以缓解劳资关系，还能使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在“及时”和“适度”之间取得平衡。

每年2、3月份是日本例行的“春斗”时间，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双方的斗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劳资双方协调工资关系的固定渠道。

另外，在医疗、教育和居住等方面消除中产阶层的后顾之忧。

在日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全面覆盖，保障水平相对较高，有保险者在公立医院治疗普通疾病的花费极少。在教育方面，公立学校在高中以下均实现基本免费，国立大学收费也较为低廉，且奖学金覆盖面较大。

在居住方面，日本虽然一向以“地价高昂”著称，但其实除了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心部分地区之外，大部分地方的房价仍在居民收入可承受范围内。特别是由于政府对城市交通设施投入了大量资源，城市外围及近郊到市中心的通勤相对快捷舒适，居民如在城市外围地区购房，资金压力并不是很大。记者在东京接触到的多位当地朋友，虽然年纪不到30岁，但依靠自己的收入，同样可以置办一套“两居”甚至“三居”，到上班地点的时间多不超过半小时。所以，在日本，中产阶层在享受医疗和教育保障的同时，也摆脱了住房压力的“噩梦”。

造就农民中产阶层

与培养城市中产阶层相比，日本造就农民中产阶层的做法，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借鉴意义。农民成为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市化势必占用大量土地，在日本也难免如此。但是日本在早期城市化不断推进过程中较为重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大多使用高价赎买政策，很少出现强制拆迁和征地的情况。

一些建设工程甚至因征地不顺利而被迫改弦更张。东京主要的国际机场——成田机场在建设时，由于几户居民始终不同意拆迁，导致其第三条跑道至今仍未建成。无独有偶，东京附近的轻轨线路在一些地段弯度很大，甚至因此出现过列车擦撞事件，其原因也是个别居民始终不肯搬迁，使线路被迫改道。这种土地征用政策虽有其效率低下的一面，但其正面影响是，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始终未出现部分发展中国家“失地农民”这一群体。相反，出售土地后的农民依靠手中的原始资金，投资城市房地产，经营中小企业，生活优裕稳定。

为促进农民增收，日本政府还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对内保证农产品最低价格；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严格控制农产品进口；鼓励农村人口开展兼业经营等。

在诸多配套政策的作用下，日本农户收入增长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基本同步，在某些时间段甚至还高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这对日本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定都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农民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这种大宗固定资产，因其生活较优裕，普遍希望社会安定。由于城市化过程没有对农村旧有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产生根本冲击，日本农村仍旧部分保持了传统社会的良好人际关系和道德传统，不仅治安状况普遍优于城市，而且民众还经常自发组织集体活动和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农民成为支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力量。1955年之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期间，农民一直是其重要支持者。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不希望政策变化。同时，“农协”等机构负责组织农民日常生产和经营，兼具政治组织的功能，在选举和日常政策推广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此类机构使农民的政治能量反而大于无组织的普通城市居民，因此成为自民党的重要“票仓”。即使是在2009年大选中，自民党在整体惨败的情况下，在不少农村地区仍拥有一定优势。

在各种政策保障下，日本形成了稳定的“枣核形”社会结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吃、穿、用无忧，不必过于担心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成为日本社会安定的基础。在日本，地铁站和火车站均不设安检，乘坐国内航班无需身份证件，街头常见的巡警仅仅装备自行车和警棍……这种较为和谐的社会秩序，除了执法部门本身的工作效果之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富裕公平，人心思定，现有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维持。

相关报道：

在日本，税收减免政策种类之繁多，已使很多居民不得不求助专业人士，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惠。覆盖如此宽广的税收减免政策，正是日本社会公平原则和人性化色彩的体现。

60年代后，日本虽然每年“春斗”时期仍有罢工，但形式已较为平缓。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工会斗争的策略性和非对抗性也更强。这其中既有劳资纠纷仲裁机制完善、机制化的劳资沟通的作用，也有日本企业经营方针转变的因素。

资料：一亿总中流

一亿总中流（或称一亿总中产），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1970和1980年代尤为凸显。在终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中产阶级。“消费是美德”“金满日本”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有人认为一亿总中流也随之崩溃。但根据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民意调查”中“生活程度”项目的显示，只有一成以下的国民自认属于下流阶层。这显示一亿总中流的概念并未消失。

摘自—十年磨一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