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宏观分析会：

战略新兴产业难成增长点

“制度方面的变革，能够重新释放生产力，使得中国的经济稳定在一个水平，我们到了需要释放制度红利的时候。”

6月份及二季度一系列宏观数据发布在即,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下半年经济走势成为关注焦点。7月10日,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召开2010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

在此次分析会上,经济逐渐回落成为与会学者的共识。

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宏观室主任梁朋看来,目前的经济下滑主要是前期政策调控的结果。而此前担心的通胀风险已大大降低。

对于接下来的调控政策,梁鹏教授则建议,不宜再出台进一步打压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可以通过减税涨工资提高居民的收入,实现扩大内需的需求;建议国有资本推出竞争性行业,进入民间不愿意进入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

经济增长保守估计8%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认为,从投资、内需和进出口几方面来测算,今年保守估计经济增速在8%左右。

“投资还是平稳增长,尽管现在出现小幅下滑,如果不出意外,投资对整体经济有3%到5%的拉动;内需按照过去的数据计算,保持在2%到3%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现在出口强劲,外贸不指望有多高,能有1%到2%,算下来全年在10%左右,现在算法考虑到的因素越来越多,调整之后在8%左右。”李保民解释说。

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财政金融教研宏观室主任梁朋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下滑,而且这种下滑是在国际经济因素影响下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时,就已经发生了。

“这是前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而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再传导过来,维持目前的政策,或者出台更重的紧缩政策,我觉得经济可能出现二次探底。”梁朋表示。

他认为,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1—5月投资增速出现明显回落,同时消费的持续增长的基础不牢,因为制约消费的最终因素不是补贴政策,最关键的还是居民收入的增长。

战略新兴产业难成增长点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保增长的同时,也在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提升空间越来越有限,中国经济进入重新寻找经济增长点的过渡期。

“2008年采用刺激政策之后,2010年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新的增长点,这是市场最担心的问题”中信建投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金涛表示。

在他看来,在原有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模式结束之后,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大家都对于战略新兴产业抱有较高期望。

“但是事实上按照我对于工业化和周期的研究,这些产业未来能够成功的概率只有十分之一,所以我们站的这个时点是资产泡沫和技术泡沫最强的时候,从工业化规律来看,新兴产业即便真能够形成经济的新动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周金涛说。

周金涛认为,现阶段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固定思维套路,犹如旧酒被装在新的瓶子里,本质上与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主要还是靠两个带动性很强的产业,一个产业是房地产,另一个是汽车。在其它的新兴行业还没有取代他们成为主要的拉动力量的时候,这两个行业的表现如何非常关键。”梁朋表示。

在学者们看来,2008年之后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通胀约束使得经济结构经历一个结构变化和增速回落的过程。当无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时,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热衷可以看作是一种布局,但不代表一种必然。

释放制度红利

学者们认为,面对经济回落,中国应推动制度变革,而现在关注的不应是制度变革的结果,而是制度变革的过程。

“前段时间高层表示经济中存在两难问题,这诸多两难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体制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如果体制不理顺,这些两难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到后面更不可收拾。”梁朋说。

“制度方面的变革,能够重新释放生产力,使得中国的经济稳定在一个水平,我们到了需要释放制度红利的时候。”周金涛表示。

“当前经济诸多两难问题,最关键的是如何扩大内需,其根本之策还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而这必然意味着企业和政府所占比重要降低。现在政府是指望企业降,但企业作为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怎么会主动把自己的利益降低呢。政府应该首先降自己。”梁朋说。

在他看来,今年完成8万亿财政收入没有问题,这对于政府主动采取减税涨薪是有基础的,相较于北欧等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宏观税负超过30%的税负过重。

当日的研讨会上,据李保民介绍,到今年年底中央企业要从目前的125家缩减为100家左右,而且中央定的方针很明确,完成结构调整,使国有资本更加集中化,85%的国有资本都集中在航天、航空、石油、石化、军工等八大产业。

一个为期5年的重金属污染整治计划即将出台。

7月9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上公开表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下称《规划》）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按程序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同时，周生贤透露，《规划》将完善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监管体系，包括污染防治体系、事故应急体系、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等三大体系。

同济大学环境管理研究所所长杨海真对记者直言，重金属污染严重根源于环保部门的监管缺陷，《规划》并非根本解决之道；还需建立追究问责制，将环境责任落实到各级环保部门，加强已有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方能达到目的。

防治三大重点

记者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了解到，在不久前该协会召开的了次内部会议上，环保部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张嘉陵透露了《规划》的部分内容。

首先，《规划》的对象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铅、汞、镉、铬、砷；第二类：铊、锰、铋、镍、锌、锡、铜、钼等；内容包括抓污染源监管，全面整治污染源排放，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清洁化生产，重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手段包括源头控制，预防为先，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严格环境准入条件，加强对重点区域防控规划。

同一会议上，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汪键总结了《规划》对企业提出的七大新要求。

一是提高准入标准，实行环评审批前置，未通过审批的，各级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未经审批或未经环保验收的建设项目，一律停止建设或生产；二是加强重金属企业上市监管；三是出台重金属行业新的排放标准，更加明确规定企业排放标准；四是要求企业建立月报告制度，分为在线监测和每月上报两部分；五是督促双超、双有企业（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标准或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使用有毒有害原料或者排放有毒物质的企业）进行清洁生产，重点防控企业两年要开展一次清洁生产审核；六是环保部将与保监会联合推出环境责任险，要求企业加入实施责任险；七是提高排污费标准。

此外，针对环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规划》明确了肇事企业承担污染费用。不能明确责任主体的，由地方政府埋单。

尽管《规划》出台还需时日，但环保部门新一轮有针对性的整治行动即将展开。

三大重点领域的环境违法问题将被严厉查处。国家明令淘汰的小电镀、小制度、小冶炼将被彻底取缔关停；未完成淘汰落后的产能任务、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的地区和企业，将遭遇环评“区域限批准”；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内的重金属排放企业，将被取缔关闭；此外，违法建设、排放超标、无证排放、屡查屡犯等现象，也被列入查处名单。

由于重金属话题的敏感性，环保部官员、《规划》编制小组成员均拒绝向记者透露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的名单。

一位地方环保官员向记者透露，根据环保部要求，他所在的地区也制订了相应规划：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汞、镉、铬和各类金属砷，重点防控的区域（流域）是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相对集中的地区，重点防控的行业是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重点防控的企业是具有潜在环境危害风险的重金属排放企业。

责任主体应明确

现任同济大学环境科技与工程学院环境管理研究所所长的杨海真，从事污水处理工作多年，对重金属排放现状相当熟悉。在他看来，目前企业排放超标现象普遍，导致重金属污染严重，既不在技术瓶颈，也不在法规漏洞，其问题在于环保部门的监管不力。

“从重金属污染物的处理技术层面讲，重金属污染治理不是难事。”杨海真称，“如果能解决监管问题，仅依靠已有的环保法规体系就能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

事实上，环保部并没有忽视这一问题。

周生贤在9日的会议中提到，要抓紧研究制定《规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将重金属污染防治成效纳入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对此，杨海真又提出新的问题。他认为，与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问责，不如建设整套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如果整套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单单就一个重金属治理领域进行追究问责，靠什么保证这种问责能进行下去，而不是不了了之呢？“

因此，想要破解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困境，关键在于明确责任主体，并制定配套的问责机制。“管辖领域出了问题，官员应该先引咎辞职，然后政府再追究相关企业的责任。“杨说。

“但现在，公众的视线全被转移到重金属排污企业身上了。“杨海真批评道。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