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本命年

⊙工人们的人生重心已悄然改变，但“中国制造”却依然用自己的惯性和惰性自顾向前

⊙如果像富士康这样的恶性系列事件还无法鼓荡社会责任感和终极关怀，形成社会的良知，发动社会的正义，那么，可以预期的是，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将会愈演愈烈，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国工人最近的表现让工厂主们着实吃惊不小。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似乎正在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沉默而内向的性格，开始用一些特别、甚至极端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举世震惊的富士康连跳事件，发生在佛山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厂、北京现代汽车零部件厂和河南平顶山棉纺集团接二连三的罢工事件——越来越多人倾向于认为，这一系列事件如此集中地发生并非偶然。在负载“中国制造”这艘巨轮前行了三十余年之后，工人们却发现，自己的利益已像巨轮制造的浪花一样，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人们对工人们的失望、焦虑和愤怒可以理解，甚至感同身受，但是对此类事件的过度阐释和演绎则并不可取，因为这样往往容易蒙蔽我们的双眼，以至于贻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工人们寻求解决的问题，正是“中国制造”的问题，它可能还夹杂着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但本质上它就是中国低成本制造业气数将近的预兆。    

绝望的富士康员工，愤愤不平的罢工工人，还有这几年从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去不返的打工者，看似并无关联，但他们都在试图寻找一个新的坐标，这个坐标事关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事关人格尊严。工人们的人生重心已经悄然改变，但“中国制造”却依然用自己的惯性和惰性自顾向前，这或许就是近期事端频发的根源。中国人相信本命年之说，觉得本命年必有一些坎坷，这种看似宿命的观点实际上透着人生浮沉的智慧。也许，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周期之后，“中国制造”也开始进入它的本命年。有些坎儿，必须迈过。    

从“紫禁城”到“血汗工厂”

2007年 《华尔街日报》曾以“郭台铭的紫禁城”为名，报道了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这个将近30万工人的厂区，把“中国制造”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无数条生产线中穿梭忙碌，制造的却是世界上最顶尖的IT产品，他们的劳动报酬与这些产品的价值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在这个紫禁城里，郭台铭就像一位君主，尽管他并不经常出现在那里，但他的威严和他确立的规则无处不在。    

这种盛况是世界制造业历史中无法抹去的一个重要片段。然而，在经历了今年的“N连跳”之后，这个王国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变得岌岌可危。难以想象，这家庞大的工厂在供应链上几乎没有利润可言，它的所有物料都是由客户指定，赚的只是人力成本差价，也就是工人的“血汗钱”，在这个意义上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并不为过。这个说法在此并无贬义，它只是形象地反映了富士康作为一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不应受到指责，在过去几十年里，大部分中国人都受惠于这种模式，其中包括那些在富士康工作的工人。然而，这种模式的合法性并非永恒的。就像一个王朝在初创之际的合法性可能建立在满足百姓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但它不能就此止步，若干年之后，百姓会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富士康和中国制造企业一样，现在他们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当大家说富士康是一家“血汗工厂”时，这个称谓很多时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实际上，富士康无论在最低工资保障还是劳动用工环境上并无太多可以挑剔之处，它也通过了旨在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的SA8000认证。无论是郭台铭还是他的客户乔布斯，都理直气壮地说，富士康不是一个血汗工厂。

在法律上它的确不算血汗工厂，但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它却难辞其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补偿基本地由维持和恢复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资料方面的支出所决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劳动者需要花费更多才能满足补充体力与脑力损耗的需要。而除了温饱以外，人们也将产生更多的追求，例如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代表的自我发展需求，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生活享受。由此决定了劳动者所要求的补偿水平将是不断增加的，从而将推动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

这里的劳动力价格不仅包括工人工资，还包括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及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所产生的费用，是一个总的用工成本。我们不得不说，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中国制造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是滞后和消极的，富士康2009年的人均劳动力成本比2008年下降了34%，这其中有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因素，但人力成本投入不足也显而易见。

“刘易斯转折”到来

罢工、自杀等行为可能令工厂管理者措手不及，但如果能理解这种行为背后是有经济规律的，他们或许也能获得更理性的解决方式。    

1954年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转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点成为“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反映的是劳动力成本在市场活动中的变化规律。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黎煦研究发现，先行工业国和后起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出现短缺的转折时期。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真实工资在任何部门都不会明显上涨。只有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即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才会上升。英国劳动力工资在转折点的1820年、日本在转折开始的1920年以后，工人真实工资水平都开始明显上升。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变动(上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黎煦认为，近几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显著变化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他发现，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在下降，但到了2006年这一指标开始回升。同时，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这一现象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从国际比较来看，现阶段中国制造业虽然工资水平很低，但上涨速度非常快，这是‘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一个重要信号。”这位研究者在其撰写的《刘易斯转折与劳动力保护》一文中称。

由此可见，富士康在一系列跳楼事件之后决定给员工加薪30%，以及本田南海工厂视图以加薪来平息罢工的做法，似乎都是出自特殊事件的偶然结果，但实际上它们与中国处在刘易斯转折这个大趋势已经不谋而合。 

转变并非灾难

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中国制造企业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尤其是对像富士康这样完全靠劳动力差价为生的工厂来说。 

但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实际上绝非简单的“零和博弈”。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强化雇佣关系和在交易成本方面形成节约，从而借助于企业雇用效率的提高在劳动者报酬水平保持增长条件下实现企业与工人发展的双赢。    

关于工资激励有效性的一个经典范例来自福特。1908年至1914年间，福特汽车公司引进了流水线生产和“科学管理”，从而开创了在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的标准化大生产方式。与此相伴，福特公司劳动力队伍的职业结构也发生转变，大量低技术水平工人得到雇用。这些改变显著提高了福特公司的盈利水平，但其工人的不满情绪也表现得相当强烈。1913年，虽然福特公司日2.5美元的工资在当时已经是具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平，并且也很容易找到替代的工人，但其工人的流动率仍然高达370％，日缺勤率也达到10％水平。1914年1月，福特公司宣布将在公司工作六个月以上的工人的日工资提高一倍。从而在1913年3月至1914年3月之间，福特工人的辞职率下降了87％，解雇率下降了90％；而1913年10月至1914年10月间的缺勤率下降了75％。员工的士气以及生产率都有所提高，而公司仍然在调高工资之后继续处于盈利状态。    

福特的事例表明，激励性报酬对于工人的流动性、努力水平、士气以及生产率有着巨大的积极影响。    

此外，由于工资起点较低，中国制造企业在单位劳动成本上依然处于具有竞争优势的地位。单位劳动成本指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总成本，其计算方法是用员工平均工资除以这些员工的产出水平。据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2004年韩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水平为0.6，日本为0.5，意大利和德国是0.8，墨西哥为0.4，美国为0.6，西班牙则是0.7，而中国仅0.16左右。 

当然，对于中国制造企业来说，这样的优势现在已不值得炫耀，如何在制造业转折点到来的时候，及时调整自己的企业战略，实现产业升级，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