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中产

中国新贵阶级购买这个品牌的原因并不在于自己对它有多少了解，而在于别人是否了解。 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土地化生存模式是，生活是自己的，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是要给别人看。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品牌效应在中国年轻人面前如此奏效。

    晚上7点，李延杰走出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的某幢5A级写字楼，手提着上班时穿的一套正装——他是HugoBoss的忠实拥趸。暮色中，他钻进一辆停在门口等客的出租车，身后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许多和他一样的人继续着永远没有完成时的工作。李延杰的目的地是建国门的一家中餐馆，在他的交际圈子里，大学同学的聚会几乎是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这群5年前毕业于中国最好高校的年轻人，大多分布在北京东边和北边的高档写字楼里，任职于大型的跨国公司，拥有体面的岗位，相对于这座城市的平均薪资水平，他们的收入稳定且丰厚。

    中餐馆装修考究。老板是个热衷于收藏的人，门口摆着的储物柜是从河南的文物商人手中高价购回的，雕花纹饰十分精致，上面放置的梅瓶是清朝晚期的物件，器型很工整。李延杰快速地走进去，来不及看一眼，他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大家谈论的话题集中于一个今晚没有到场的人物，5年前那个毫不起眼来自西北农村的小伙子，由于善于把握时机以及极好的资本运作能力，如今已是一个身家过千万的温拿（winner）。

    这样的聚会除了联络感情，更微妙的是，因为同处于一个行业，参与其中的人往往能交换到许多有用的讯息，建立起的资源网络在充满竞争的职场内，是可以相互利用的富矿。李延杰现在工作的这家美资IT公司，正是因为有了同学的内部推荐，他才能顺利拿到这个职位。

    10点多，他回到位于北三环的家。80平方米总价约合人民币200万元的公寓是他和新婚妻子在去年10月房价攀高时买下的，每个月的房贷月供差不多是8000元。这笔支出对于他和妻子的收入并不代表极大的负担，只是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们将没有权力中断挣钱的工作。

中产阶级新样式

    与他的同学一样，李延杰被称为这个国家新兴的一个群体，中产阶级（theMiddleClass）。国家统计局曾经在若干年前出过一份充满争议的报告，现在看来仍然不具备科学性。报告称在中国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之间的人群，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而社科院的专家陆学艺最近在接受新华网的采访时则称，截至2008年，中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数的22%-23%，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权威部门的观察理性且科学，这个人群的成长速度得到统计，而他们的出现对社会结构带来的革新也得到了充分评估。

    但暧昧的界定指标加上缺乏说服力的证据，这个长期以来隐匿的人群并没有强烈的阶层认同感。“我并不认为我是中产阶级。”李延杰说，“我甚至没有一点自由度，如果我一天不工作，我就会被这个社会抛弃。”

    他的危机感除了还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来自于福特主义在中国一线城市生活中的滥觞。几乎是在100年前，老福特就察觉到高产量、高工薪和高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就提出了“每天工作8小时付5美元工资”的举措。工人的收入也因此得以普遍提高。对此福特自己很清楚，正如他所说，其实我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不是对贫苦人的施舍。当员工生活富裕之后，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这些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也会使T型车的销量提高。

    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结果就是大众消费，一个由工薪阶层组成的能够吸收大规模生产产品的足够大的大众市场。而扩大购买人群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实现“平等消费”，即承认普通公众都有享受的权利，其要有钱，每十人都可以进行消费，甚至一时没钱也可以借助于分期付款或借贷抵押的办法来消费。人们变成通过消费来达到平等。消费品甚至是奢侈品都已不再是某种阶级特权的象征，而是每个有财力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

    李延杰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带着强烈的群体色彩。他有不下5双Tod’s的鞋子，今年打折的时候新购入一双Ferragamo正装皮鞋，上班穿的西装是HugoBoss的，休闲服他喜欢La－coste，而妻子的花销更多的集中在手袋采购上。他们每年都出门旅行一次，热门的海岛游是上选，不久之前的蜜月是马尔代夫的自由行，来回7天的费用大约是4万元人民币。从去年起，他们开始到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看芭蕾舞剧。这样的生活模式与他们的父辈们没有任何的传承关系或相同点，大多数中国家庭没有培养消费主义的土壤。他的生活习惯来自毕业后进入的公司，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都鼓励消费，公司甚至会为员工的某些消费品支出买单，他对品牌的选择性认同来自同事之间的推荐和观察，并且会以此判断同类项——他们在飞机上用Kindle看电子书，有一部以上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几乎不买国内的品牌，认为品法国红酒是生活品质的象征。而在他目前工作的项目组里，无论是一般组员或是项目负责人，最近的热点是电影 《阿凡达》，他们几乎都加入了去电影博物馆排队购I－MAX票的大军中。

    在通常受到的教育中，中产阶级的形象被严重模式化。他们在房地产的广告片中出现，通常一家四口，衣着得体，孩子与父亲在楼宇间的草坪上玩着飞盘，母亲坐在一边铺野餐垫，一般还会有一条狗。场景换成美国人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梦想是对“美国梦”价值观完全的抄袭。人们已经习惯用美式思维思考如何在中国实现有质量的生活。

布尔乔亚:关于精神的古典记忆

    现在，我们所信奉的体系遭到了质疑。中产阶级的概念其实来自于“Bourgeoisie”，一般翻译为“布尔乔亚”，长期以来，中产阶级趣味被直接等同于布尔乔亚生活，这似乎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问题。

    多重身份的媒体人洪晃试图用消费角度来阐明两者之间的区分，“中产阶级对消费与布尔乔亚很不一样，他们不会像布尔乔亚那样被手工感动，20世纪后半叶的生活节奏要比19世纪不知道快多少倍，所以中产阶级需要新玩意儿，需要创新，需要各种各样新的设计，这样才能不断的满足他们的消费要求。”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布尔乔亚”这个词，但你应该听说过“小资”，专指小情小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没有被用滥之前，它似乎比中产阶级更能解释生活意义上的 “布尔乔亚”。法文的bourgeois或 bourgeosie，可能来源于意大利语的 borghesia,前缀 borgo即“村镇”，因而bourgeois最早指村镇上的居民，稍后又指大商小商、手工匠人；中世纪之后，bourgeois成为“中产阶级”的同义词，指有独立身份的城市居民、贵族和农奴之间存在的广大社会阶层。

    张普反对以收入、教育和消费为坐标的中产阶级定义方式。他是较早一批的留法学生，现如今是嘉士德拍卖公司中国区负责西洋古籍鉴赏的专家。在欧洲生活多年，他与真正的法国贵族进过餐，曾在波尔多的葡萄园里帮忙除草，也曾经为了一瓶好酒坐火车穿越欧洲几个国家去品尝。他是彻底且极端的欧洲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中产应该是文明状态的呈现，美国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

    一个现象是，法国的中产阶级很少吃快餐，侵蚀全球的快餐文化在欧洲斩获却极其有限。你想让这个群体吃一顿麦当劳，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他们吃饭需要有餐前酒、开胃菜一直到最后的甜点，这不单是一种礼貌，更是享受。“我们都知道的，法国人一顿饭往往吃很久，这是因为他们向来讨厌效率。中国人现在的速度比法国快六倍，发个邮件到法国，六天之后要能得到回复，就已经算是快的了。”

    他在法国的时候去卢浮宫，连着好几次都能看到一个老年女人站在一幅画前面，不管周围快速观光的旅行团有多嘈杂，她都安静地一个人站着。张普很好奇上去和她攀谈，女人说，我看这个画看了快一辈子了，我觉得它很好，我还看不够。

    一句话启发良多。“美国中产与欧洲的布尔乔亚之间的区别是物质和精神。如果按人的寿命有六十年来算，有一种人的人生是用来挣钱的，另外一种人生是享受的。就算是比尔·盖茨，我认为他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个高级小时工，高级小时工的价值在于他挣钱的多少，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他说。

    张普经常会坐地铁。每天清晨在北京东边的CBD地区，“目光炯炯、斗志昂扬”的年轻人挤上地铁，涌入各个办公区的大门里。他不留情面，自问自答，“什么样的人才会有打了鸡血一样的精神状态？只能说明他们半饥半饱。”

    事实上，相对于我们尾随着的美国人，理论上中国人应该更能体会欧洲生活的雅致。拿谭家菜为例，且不说菜品做工，一个盛菜的器皿里面就大有说头，而在文化方面，中国人讲究原则、恪守传统。只是断掉的链条并不容易重建，我们选择了比恢复更为简单的效仿。再回到过去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一件可以操之过急的事情，即使是高度国际化的一线城市，仍然处于物质与精神双重的原始积累进程。当一部分的人满足于在威士忌里加绿茶，往葡萄酒里兑可乐时，你不能要求他们明白用红酒干杯是一件多少不合规矩的事情。所有的问题时间都能解决，身处其中的我们真正需要考量的是，在物质生活的演进进程中，我们还有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时间？

哪一个更好?

    “时间是效率是英国商人发明的，而时间是艺术则停留在欧洲人生活的深层逻辑中。你看你要选择哪一种？”法国葡萄酒网的刘艺和任职于法国安盟保险公司的丈夫张宏自法国回国之后，一直从事与葡萄酒文化传播相关的工作，在她看来，中产阶级与布尔乔亚之间的纷争就像是新世界葡萄酒和旧世界产区的关系，前者意味着标准和工业化，后者强调个性和独立，不存在哪一个更好，其实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刚到法国时，一次张普偶然买到了一个水晶酒杯，便拿给房东炫耀。结果房东太太不屑一顾，她给张普看她结婚时候的陪嫁，上好的水晶酒器，含铅量很高，光泽饱满、质地坚硬，再一对比，张普的杯子就显技拙了。生活方式的差别及转变对我们的最大影响往往在于，我们会渐渐失去辨别力。

    几天之前，意大利服装品牌CERRUTI1881在北京前门23号一家意大利餐厅里举行了2010春夏系列的预览会。从香港来的造型师Clinton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吃力地向来宾讲解有关品牌面料工厂的故事，应者寥寥。Clinton很无奈，“大家没有兴趣来摸一摸这些面料，体会100多年来的工艺吗？”他发问。

    如果在两年前，CERRUTI1881并不会举办类似的活动，而依靠口口相传的营销的挫败结果是，CERRUTI1881在整个大中华区总共开设了100多家直营店，它的知名度在二线城市依然有限。Clinton不愿正面回答问题，他将CERRUTI1881转变营销思路的原因归结为母公司上市，但他无法回避的是，中国新贵阶级购买这个品牌的原因并不在于自己对它有多少了解，而在于别人是否了解。

    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土地化生存模式是，生活是自己的，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是要给别人看。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品牌效应在中国年轻人面前如此奏效。

    金阳是另一个样本，这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年轻人现在是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他收入可观，与妻子还有4岁的儿子住在北京东四环的高档公寓里。和很多的家长一样，他们高强度地工作，拼命挣钱，把儿子送到国际学校。他希望为下一代铺路，让他们能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比现在更高的自由度。偶尔闲暇，他的爱好是打高尔夫球，计划在45岁的时候退休，有足够的钱和时间，带上全家到非洲做一次长途旅行，再好好精进自己的高尔夫球技。

    不过这一切的实现还得等上10年。或许这也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前半段中产阶级，后半段布尔乔亚。一切归结起来，无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真正慢下来，又怎么能像一句话一样容易？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