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看似超越”

美国人追捧“创新中国”，仅是一种礼节

    最好把美国人近期在“创新大国”姿态上，向中国表现的“谦恭”，理解为一种外交礼节。此前，美国一项“创新的衰落”调整表明，“中国将在未来30年内超越美国，引领全球技工术创新”。该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近期对本国创新能力的认可坠毁落到历史的最低谷。

    很难想象，中国可以在短期内跨越美国建立的创新大国门槛：2009年的13位诺尔奖获得者，9人出自美国。剔除经济学、文学和平奖项，在其它自然科学领域，美国人依旧几乎垄断了世界科技创新金字塔顶端所有坐席。与之相匹配的是，即便是金融危机冲毁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根基，动摇了部分电子制造业的竞争力（例如摩托罗拉和北电网络），但是在生命科技、新材料、信息产业等领域，辉瑞、强生、思科等美国公司的强势仍难以超越。

    中国进入全球500强零星几家公司大都是“资源型”和“垄断型”的大型国企，除此之外，仅有一家民营技术公司正在逼近2008年全球500强门槛；向全球专利组织递交申请量排名，虽有华为、中兴分别挤进了全球第1和第38之位，但华为、中兴现象仅是中国少数有能力参与全球高技术产业竞争的个案，偶然现象。

    比如，国字背景的科研机构如何解决基础研发与市场化的矛盾问题，高校如何解决“大而不强”的难题，一方面基础学科脱离实际，毫不前沿，同时又占用大量科研资源的矛盾问题？

    中国未来30年创新机制上遭遇的最大难题或将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或者完全以行政为导向，均不可行。美国二战前后技术实力的整体超越可以说是一种机缘巧合，也可能说是机缘巧合之下一种独特创新机制的胜出。利用战争推动的移民潮，美国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积聚了大批来自全球的科技人才，与此同时，二战至50年代冷战期间美国在军事上的大量投入（政府R&D上的支出一度占到了GDP的3%）带动了包括通讯、DNA测序、磁共振成像等基础研发技术的突飞猛进。美国适时地开放政府采购系统，支持诸如芯片领域的所有公司参与竞标，并规模采购了几乎所有IC公司的芯片，从而也使IC公司们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改善产品工艺和成本结构，使一片芯片的成本快速从1000美元滑落至20-30美元—半导体产业开始由此从军方走向民间，并带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美国创新的优势，得益于政府早年基础研发的成本分摊，以及技术产业化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机制。

    行政之手和市场之后，对一个创新大国的炼狱重生，缺一不可。这方面的正面例子是中国台湾地区：80年代之前，中国台湾地区以代工出口加工业为主，之后，台湾利用政策吸引了一批兼具学者、企业家气质的海外高端人才回归，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台湾工研院、中央研究院等方式“恶补”基础研发，从而在工研院摇篮里诞生了台积电、联合电子等一批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并推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群体的爆发。

    对中国来说，市场推手可以推动一两个企业在不占据资源优势的前提下，通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成长为优秀企业（华为、中兴、比亚迪），但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竞争门槛正在升高，成就一批优秀企业的几率正在降低；另外，占据资源、政策优势者，由于动力机制缺乏又很难成长为科技巨人（如一大批国企），政府可以通过资源配置进行科技项目攻破（如神五、神六），但是政府却无力使其转换为推动民生科技应用提高的动力。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