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危机或非第二波海啸

亚洲泡沫模式需紧急遏制

    日前，迪拜国企巨头迪拜世界宣布重组并延迟偿还债务，穆迪和标普等评级机构随后大幅拉低相关企业的债券评级，其中有些甚至降至垃圾级；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强烈下跌，与迪拜甚至海湾有所牵扯的股票和债券被大量抛售，债权银行（例如汇丰）和建筑承包商的风险敞口也受到投资者担优，有人甚至惊呼，迪拜债务危机的蔓延将掀起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浪潮。

    不过，迪拜债券损失的潜在规模还是较小，事实上迪拜的快速衰退峰期已经过去，今年3月份是迪拜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时期，众多项目因信贷紧缩而停止，无数花费血汗钱赶到迪拜想挣钱的建筑工人愤恨离去，股市下跌超过七成，整体失业率数字迪拜当局不准公布，吸引贝克汉姆、舒马赫等名流的高端物业跌去75%。迪拜世界的延迟偿还债务只不过是一个“结果”，它象征了迪拜经济完全衰落。

    不过断言迪拜危机引发新的金融风暴也许不够严谨，我们判断，拥有95%阿联酋石油和近5000亿美元的阿布扎比有能力挽救迪拜。而且金融企业在危机之后普遍经历了痛苦的去扛杆化过程，迪拜危机的蔓延范围其实已经有限，也更容易评估。

    但迪拜危机对于企业家、投资者和政府，仍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它对于那些勇于盲目扩张、狂热建设和泡沫追逐者们，将是一个长久的告诫，而它所遗留下的众多烂尾项目，恐怕在未来十几二十年内都将难以消化，甚至会留下一些永久性泡沫的纪念碑。

    过去二十年，凭借石油和“幻城“概念，迪拜这颗海湾明珠，已成为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一盏罕见的市场明灯，不仅成为中东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基础设施、城市发展、生活水平和文化宗教宽容等各方面的进步，在阿拉伯各国中都极为突出，俨然已跻身世界级大都市，这一成就，在中东这一充满动荡和冲突、在文化和宗教上守旧排外的地区，确属巨大而难能可贵。

    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如同其它海湾国家一样，迪拜在建设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基础方面，却进展寥寥；尽管迪拜王室施行了对商人、企业家和投资者十分友好的政策，也为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但这一切却没有一个可自我维持的制度加以保障，而只是建立在统治者个人的开明和善意之上，甚至只是策略性友善之上。

    制度建设的缺失，一方面激励了商人和投资者的短期行为，让他们热衷于可短期内盈利的生意和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国内的人民基本上被排除在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之外；尽管迪拜人民享受到了王室所恩赐的高水平福利和繁荣带来的资源租值，但由于没有国内市场制度保障，且生产性资源几乎为王族所垄断，普通国民很少有机会以企业家的角色参与经济发展。类似的，文化、传媒、学术、慈善、社团等通常随市场繁荣而发育丰满的、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之血肉的那些组织元素，都没有发展起来；这样的社会，虽然拥有了七星酒店、顶级奢侈品牌和高楼大厦，却依然脆弱。

    王室的垄断和支配地位，脱离了市场化分散决策所带来的淘汰和纠错机制，使得经济行为不可避免的倾向于片面乐观和盲目扩张，而整天围绕在王爷们身边的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商人，也乐得鼓动他们的自大和狂热情绪，迪拜泡沫的伏笔，其实在多年前早已埋下；与集体乐观情绪所酿就的美国地产泡沫不同，迪拜泡沫是少数垄断和支配者的狂热加上众星拱月式的鼓动追捧所造就的吃大户式泡沫。现在，先知先觉的投机大鳄获利而走，来自穷国的数十万建筑工人，多半也已卷铺盖回老家，大量外籍人士抛下名车豪宅债务以及道歉钱，迅速回国，只留下沮丧的王子们在这里应付着已收起笑脸的众多债主；或许下一次他们会更加谨慎和冷静。

    不过，迪拜危机也再次提示亚洲诸国“泡沫危机”，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危机带来的巨大伤害。华尔街过去有句名言“Shanghai, Dubai, Mumbai or Goodbay?”,这原本是对亚洲金融中心的争先恐后的势崛起的茫然，现在看来，宛如一个黑色的预言。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