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振可否反证东方道路

    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年之后，许多国家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复苏迹象。中国同样如此，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同比增长达7.9%，今年的“保八”任务前景光明。虽然在许多地方仍有一些不那么令人乐观的消息，但世界经济在大难之下没有跌入另一场“大萧条”的深渊，仍让各国的经济调节器控者欣喜不已。像往常一样，对于政府在本次经济大救援中发挥的作用，经济学家仍在做出或褒或贬的评价，但多数派的观点是，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2008年秋天之后，西方各国均采取了许多超常规的经济措施来提振经济，如大规模增发货币，向金融体系中注入流动性，通过政府收购股份改变银行资本结构，大幅削减利率以至于使实际利率降低为零的政策。在西方主流社会，基本上没有人质疑，这只是灾难当头之际的临时补救措施；就算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在等危机退潮之后，应当将那些被“国有化”的银行重新私有化。所以，目前西方面临的最大问题，绝不是现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存废问题，而是在经济已经出现一定复苏征兆的情况下，如何一方面让已经产生一下效果的政府干预政策继续起作用，另一方面抑制这些政策随附的成本与负效应。这番调整进行得过早，可能使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半途而废，压抑经济复苏势头，而如果过于谨慎，错过改变政策的时机，则可能给经济带来难以摆脱的通货膨胀风险。从这个意义而言，西方仍处在一个艰难时刻。

    同样，当前的中国虽然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称赞为引领世界走出危机的希望，但它尚难以享有为此沾沾自喜或高枕无忧的奢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在浙江考察时对中国以济面临的艰难局面做出了概括：“我们正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虽然同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受冲击国，但中国面临的困境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一年来遭遇的出口减速与GDP增长率的放缓，主要是西方各国经济萎缩带来的副效应，而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内需不足的结构性弊病早已有之，就算没有本次危机，也迟早会发作，目前外需的突然缺失只是激发并放大了它的恶果。在美国资产价格依然不断缩水、就业环境恶化的情况之下，就算其经济恢复增长，美国人的消费欲望也可能难以压过其债务压力，又随着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逐渐消失，中国外需的降低已呈必然之势。这必然加大中国国内结构性改革的压力。

    更加紧迫的问题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并不像美国那样存在严重资金短缺的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1—7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7.73万亿元，同比多增4.89万亿元，增速达到一个比前罕见的水平。一方面结构性改革成效尚不显著，另一方面信贷的大增又会给当前的资产泡沫火上烧油，日本和美国的前车之鉴值得引以为戒。在西方国家苦思如何恢复常规经济政策的时候，中国也应思考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流动性大增可能引发的负面效果。

    目前，中国和西方都处在艰难时刻，而且双方的艰难度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强化。对于中国而言，除了思考现实的经济难题之外，也应摆脱一种谬误的思维方式：当西方经济一蹶不振时，以西方的困境来反证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而当西方经济复苏给中国带来渴求的外部需求时，又以西方拉动的增长局面来冲销掉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套用一句俗话，危机正是改革的良机。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