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权力没有改变

随着美国众议院通过对AIG分红按90%税率征税的议案，华尔街的几大金融机构日前都迅速表示，会调动华盛顿的政治资源，阻止分红税成为法律。经历了准国有化的公共财政救赎之后，在谁能决定华尔街的权力博弈上，华尔街内部依旧强悍。

      针对AIG接近1.7亿美金的分红，众议院的决定是对其中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金或者个人收入超过12.5万美金的员工征税，这是在美国一般中产年薪为4到5万美金的基础上制定的。众议院的法案把这一税则只应用于去年从政府那里拿到不少于50亿美金援助的大公司。该议案在一个星期以328比93的压倒多数比例通过，反映出刚刚经历过金融高管分红事件的多数美国人对华尔街的抵触情绪。

      而最终众议院的法案是否能完整获得参议院和白宫支持、成为法律，前景并不确定。参议院已经涌现的应对议案，包括对更多金融机构制定薪酬规则，以及把受援助机构的分红税按35%的税率征收。白宫表示会努力让公共援助资金与金融机构分红脱钩，不过不会采取造成过度冲击的方式。白宫的态度相对暧昧，原因其实在于无计可施。今年2月份的经济刺激方案中，白宫本来有机会对受救援金融机构的薪酬发放做出限制。按照美财长盖特奈的说法，他在和华尔街沟通时要求了对薪酬的限制，但是无果而终。

      华尔街对其分红引起的公众和政府反应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公共财政的注资，并没有给美国公众和政府换来对华尔街的管理权。华尔街的决定，不需要任何向政府或者国会讨价还价的事先举动。而只要美国政府给大金融机构开支票以防止其破产，就等同于给这些机构的高管和员工们开出分红。即便不用分红，华尔街也可以创造出各种名称，将获得的资金发到华尔街人手上。

      在去年AIG的高管们表示放弃分红时，公司就另设了以挽留为名义的现金奖励。这里的问题不关乎在一个失败了的华尔街工作的人是否还可以拿到分红，或者制造危机的人是否把最大的痛苦传给别人而自己无事，而是一个基本的公共投入和回报平衡问题。也就是说，对华尔街做了投资的美国公众以及其政府，是否有决定华尔街分配的权力。从目前的分红事件看来，这样的权力并没有实现。

      在过去，公共权力试图对华尔街进行的约束，基本以失败告终。1994年，美国国会曾经立下法案，要求进行抵押贷款发放机构执行传统银行的放贷标准，停止对不合乎条件的贷款者放款。但是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否定了这一要求。之后的下一届国会想继续推动这一约束，却遭到了共和党领袖的否决。这些努力的失败，导致了后来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在克林顿政府时代，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中的现金部分做出限定后，股票分红模式大行其道，金融管理者们越来越乐于从拉高的股价上获得利益，推动金融杠杆不断放大，但之后的美国国会和政府一直没有找到应对之策，直到金融危机摧毁泡沫。

      现在，美国政府在华尔街作出巨额投资，不代表因此可以驾驭华尔街。要么让华尔街进入破产程序，这是在众议院上传出的意见；要么，公众、政府和国会就应该习惯，华尔街还是原来的华尔街，只要耐心关注五年或者更长的还款承诺是否能够兑现。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