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特色”

正是这些“特色”在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刚刚闭幕的“两会”释放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从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答问来看，中国“信心”有其基础，这种基础不仅在于中国有积累和实力迅速推出四万亿投资，而且在于经济运行和体制的“中国特色”。

      温家宝在答问中阐述了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关系结构的“中国特色”。他对中国和欧美的情况做了一个比较，指出如果说美国、欧洲是在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两条战线上作战的话，那么中国金融要防范风险，但是“我们没有拿财政的钱去补金融的窟窿”。他认为，经过十年多的改革，中国的金融基本是健康和稳定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前央行副行长苏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从2008年11月开始的信贷投放高增长是一件好事。在他看来，目前整个国际金融处于非常动荡时期，国际市场信贷几乎停滞令实体经济非常困难，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内信贷规模的高速攀升，既说明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说明了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是充裕的。

      另一“中国特色”则是积极发挥政府和国有资本在振兴经济中的综合作用，从改善民生入手提振内需。最近已经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注意的“重庆经验”，则是地方改革试验的典型。3月22日提前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即指出，重庆和一批更小的内陆城市已成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引擎。较早对“重庆经验”做全面和深入解释的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把“重庆经验”解释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交，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年来重庆出台了不少“藏富于民”的措施，比如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对企业一直只征15%的所得税，目前超过85%的农民已有基本的医疗保险，等等。

      这些“中国特色”在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正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们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盲目地大规模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和现代金融业，还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为什么一直比较肯定政府和国有资本在发展经济中的正面积极作用？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各种决策一直是在不断的争论中展开的，而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护多数民众的利益的声音一直有着强大的传统和影响力。

      去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此前流行的经济理论的说服力大为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今年两会的众多辩论才开始为媒体所关注。美国CNN报道说，今年的“两会”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讨论和争论”。其实，中国的“两会”从来就有争论，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在采访感言中说，“其他国家的议会新闻里会有很多辩论，我们的两会里没有吗？不，是我们选择呈现的太少了。”崔永元亦有类似感受，“是媒体没跟上”。从前两年一些代表委员希望叫停“改革与反改革”的辩论，到今年把辩论视为积极正面的民主进步，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正是因为有这些辩论和制衡的存在，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经济运行才显示出一种“中和”的“特色”。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