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宽松或需政策“微调” 拯救经济应控“道德风险”

中国央行3月12日公布了2月份的金融数据。2月份M2同比增长20.48%（1月份增速是18.8%）。而2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仅为0.87%。

      从M2增速以及银行体系内的利率水平看出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是异常泛滥的。一般而言，银行体系利率的下限被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给“封住”（如果低于此利率水平，银行资金的拆出者宁可将资金上存到央行获取超额准备金利率）、上限被央行再贷款利率所“限制”。近年来无论是超额准备金利率和再贷款利率都往下移，这说明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整体趋势是“一直过剩”的。现在超额准备金利率是0.72%和银行间月平均拆借利率0.87%已非常接近了。

      2月贷款增加1.07万亿元（1月份是1.62万亿），尽管票据融资接近四成，即使如此信贷规模依然非常可观，以至于央行高官表态要在合适的时候进行“微调”。美国很多凯恩斯主义者非常羡慕中国的信贷状态，他们认为中国通过行政命令和财政“撬动”信贷的做法是非常有效的，这将快速摆脱经济衰退导致的信贷萎缩和需求下降，他们之所以提议美国政府对银行体系进行“国有化”，除了注资银行使其摆脱资产循环下跌的怪圈，同时也有效仿中国体制的含义：即政府官员取代银行家来加快银行放贷节奏和过程，即使这会导致以后银行体系的坏账率上升，他们也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这其实是经济走出衰退的代价之一。

      不过，美国很多掌权者例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尽管是“货币主义类型”的，但还不是“凯恩斯”型。伯南克坚持官员不应该对财政部注资的银行信贷政策“指手画脚”，他认为应该让银行家来掌握经济周期的风险，而政府机构更多的是进行新的监管模式和信贷流向监督等框架设计。例如伯南克认为，不仅美联储要扩权，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要扩权，现在FDIC有权关闭和出售加入存款保险体制内的银行，但往往这些银行的问题不是其自身导致的，而是该银行的大股东或者母公司导致的，而它们并没有加入FDIC。或者美国国会同意新建一个超级监管机构，或者就允许原有的监管机构扩权。

      尽管危机冲击的态势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有一些理念是应当共享的。比如在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政策是需要“监管”的，中国的4万亿以及撬动的“信贷潮”当然对拯救经济是有帮助的，同时它们也是需要相关部门进行评估和风险监管的。美联储救市过程中最大的弊端就是给予机构制造新的道德风险的机会。伯南克最近愤怒地说，“18个月来最让我气愤的是AIG利用纳税人救市进行新的投机，制造了新的道德风险”。事实上，AIG在去年接受美联储的援助后进行了新的CDS豪赌，其交易者是对冲基金。AIG是保险商，保险的原则是对没有相关性的不同区域进行“打包”，确定整体风险概率（比如不同区域火灾发生的概率是彼此独立的），而CDS是高度相关的，某些CDS市场的崩溃必然导致其他CDS的崩溃。而对冲基金则想，AIG的最终埋单者是美国纳税人，他们则可以跟AIG一起来“玩一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要思考4万亿撬动银行信贷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否也会带来“道德风险”问题？相关利益者是否可以在其中找到“寻租机会”？是否用银行坏账增加的方式来消化过剩库存？庆幸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最近4万亿计划出现了“不加码、调结构、转民生”等策略上的变化，同时政府要求银监会、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审计局等部门在防止经济刺激计划的“变形和变异”上下功夫。毕竟拯救经济的意义在于“拯救的效率”而不是“拯救本身”。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