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赤字目标 回避长期风险

       数字能够精炼地反映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温家宝总理昨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人们习惯性地将焦点集中于重要数据。在14个核心数据之中，财政赤字的数字较往常年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一变动引发了人们对于财政风险的担忧。

      我们认为，首先不能单独而孤立地看待风险问题，借用周小川行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信贷增长目标的定义——中介目标。预算赤字9500亿的规模同样是一个中介目标，我们希望通过此等规模的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从而刺激经济的全面回暖，而它的合理性是由最终目标的实现效果决定的。所以风险问题应该从更高的层面考虑，即比较不进行财政赤字所带来的国内经济无法抵御危机的风险与扩大赤字规模所带来的政府债务风险。在这两者的比较之下，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9500亿的财政赤字不仅是必须的，也是风险较小的选择。

      其次，我们同样不能忽视9500亿财政赤字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尽管今年的赤字规模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相关专家、官员均表示可以承受，他们认为：第一，国际通行的财政赤字安全线为当年财政赤字占全年GDP的比例低于3%，按照这一标准只要我国2009年GDP增长速度达到5.3%，即可保证这一赤字水平的安全。第二，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

      我们应该认识到，各种统计指标所侧重的问题并不相同，即使都是针对财政赤字风险的，也有不同的角度，我们对风险的评判也应该从不同角度出发。

      所谓“3%赤字安全线”，它作为针对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财政纪律，首先是一个经验数据，另外还是一个政治妥协的结果。有大量观点认为其缺乏经济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并未被严格执行。欧元区的主要倡导者法国和德国在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超过这一赤字上限，但并未受到相应的经济制裁。既然超过这一指标并不一定导致风险失控，那么这一指标的意义也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有效。

      对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债务负担率），发达国家可能达到45%甚至50%以上，而我国按照新增的规模计算仍然不足20%。单纯比较数据可以得出我国的空间仍然很大的结论，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这一数据并不具备可比性。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40%~50%，而我国的财政收入即使在去年也仅仅为GDP的20%左右，所以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水平并不低。

      还有另外一些指标认为我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较重。比如从国债发行额与财政支出（国债依存度）的比例上看，国际上一般以20%为警戒线，我国曾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几年里长期超越这一比例。按照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预计的2009年国债发行额（1.3万亿）计算，我国明年的国债依存度大约为17%，但由于我国只允许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按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指标——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我国早已大大超过国际平均水平。

      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类似国际指标的可参考性并不强。从宏观来看，如此规模的财政赤字与国债是我们应对危机，刺激经济复苏所必需的。但是从财政赤字本身来说，如此迅速的增加并非完全没有风险。若这种债务扩张的“短期政策”长期存在，则我们所担忧的风险并非多虑。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是，“公共债务应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过程，过多的债务势必会威胁到物价稳定，而随意的财政政策更会导致经济的过度波动”。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