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它并非某种扭曲状态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需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一项“罪责”。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的解释通常提及三个因素：中国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因而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政府掌握了过多资源，挤压了个人消费能力；第三点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人更喜欢借助消费信贷和分期付款来提前消费。其实这未必是文化差异，更是美国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结果：当你花10万元买一部能用10年的汽车时，你实际上是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并在此后10年产出了一个消费流，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找到其他人来替你做那笔投资，你转而购买后续的消费流。

      但以上只能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部分，探究高储蓄率的根源，还须从微观基础入手。如果个人认为预期收入流不足以支付预期消费流，便需要用储蓄在当前和未来之间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还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他越倾向于将消费流往后推。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线性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做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并不是文化特质令他们缺乏消费意愿。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倒的确是文化差异）。

      养老模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储蓄率，以前人们把孩子当作储蓄罐，所谓养儿防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买保险，虽然性质上都是储蓄，但统计结果不同；生养策略的改变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以前的策略是多生粗养，养育成本主要由即时消费的衣食住行构成，无须储蓄，而现在的主流策略是少生精养，其成本的大部分——包括学费、嫁妆彩礼、甚至婚房——都需要储蓄；在中国，越来越高的教育成本多由家长负担，而在美国，由自己负担的成人教育比例很高。

      这样看来，高储蓄率并非某种扭曲状态，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所塑造的时代特征，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和金融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它并与它共存。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