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危机需从供给方转向消费方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此前，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央提出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此次之所以强调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一方面反映了目前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另一方面说明政策力度还需加大。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此前我们在扩大投资上下了功夫，下一步要重点在扩大消费方面做文章。

     从2003年以来，消费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走的是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的路子。其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投资反复“偏热”，国内市场持续面临着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好在是多年来出口速度一直快速增长，给国内巨大的产能留了一个通畅的出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三大出口地区欧洲、美国、日本同时陷入衰退，我国的外需面临严峻形势。

     去年年底，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18万亿，其余由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预计能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也可以理解为用于弥补出口下滑损失的2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在这4万亿投资中最大的开支是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第二位是一万亿的灾区重建资金。投资、出口和消费都是需求。但消费是消化供给的需求，而投资是创造供给的需求。目前的投资计划相当于为了消化过剩的产能，而创造更大的产能。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道理很简单，启动投资在短期内可以立即见到效果，而启动国内居民消费则不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的“四小龙”和拉丁美洲发展都很快。前者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转型，人均GDP很快就跨过了3000美元，达到了7000－10000美元，而同时崛起的拉美国家尽管也跨入了人均GDP5000美元的行列，但是公共政策跟不上，社会结构没有发展转变，而是贫富分化严重，稍有风吹草动，经济增长就停滞了。

     中国前面有两条路：如果社会发展跟得上，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城乡分置的管理制度和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实现了社会阶层从哑铃型向纺锤型的转变，创造了大量而稳定的中产阶级，以国民消费吸收国内产能，就能够实现外需依赖型发展模式转变为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这样就能避免拉美那样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是否实现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几乎占世界经济的十分之一。这么庞大的市场，如果由外需来主宰着，这才是最大的经济风险，也是最大的不可持续。

     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匹配，是否在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转型。从历史上看，一些现代国家要实现社会转型一般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经过一次产业革命、二次产业革命等几次浪潮过来的，中国要在十几年内实现转型不太容易。但是，这项任务非常紧迫，要只争朝夕。应对危机的着力点要从供给方转向消费方。现在需要认真发挥一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和体制保障作用，下大力气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加大力度推进改革，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