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也应重视消费

在财政支出政策更有助于刺激投资的同时，税收政策应更利于促进消费

日前，自去年中期以来就争论不休的2009年税收政策思路终于被财政部门定论，即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税收增长前景的黯淡导致大规模减税已经不现实，另一方面因为政府新一轮“放弃让利”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其实质含义，应该是“税收有增有减，总体负担下降”。

     就目前来看，今年的“结构性减税”中，已经明确的是增值税转型带来的减税效应，其直接影响到生产与投资领域，而对于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的思路则仍然有些模糊。虽然自2007年以来消费出现了好的方面，但仍然存在某些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从存量角度看，最终消费率在不断降低，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最终消费率最高在1981年达67.1%，但2006年后便低于50%。消费不足表明经济发展成果并未充分转化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再就是，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且在最终消费构成中从1978年时78.6%下降到2006年的72.6%。而政府消费率却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私人消费，使社会消费率总体逐年下降，这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过快有关，不利于扩大消费、改善消费结构。

另外，城乡之间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差距越来越大。从城乡消费水平对比这一指标来看，1978年到1990年之间在2.9以下，而此后逐渐呈现扩大趋势，2006年达3.6，表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从区域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落后地区面临更严重的城乡消费分化问题。

一国只有逐渐提高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比重，才意味着社会福利的真正改善。因此，虽然短期内我国经济走出低谷仍需靠投资拉动，但长期由消费主导“三驾马车”的趋势是必然的。因此，当前也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以保证消费良性转型。

首先，为了直接或间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理应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等方面强化减税力度，如通过个人所得税、燃油税、消费税等税种来实现“让利于民”。除此之外，在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减税中，还应该注重两方面内容。一则，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效应，因为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体，直接影响到多数居民的收入基础；二则，使减税的额度更多为中低收入者所享受，因为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大大高于富人，因此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在其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其次，在推动总体税负下降的同时，要避免企业和居民非税负担的上升可能会削弱消费。这是因为，虽然近年来预算外资金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政府通过非税途径掌握的资源比重却仍然不断上升。在未来面临减税与增支双重压力下，不可避免地可能出现增加民间非税负担的政府行为。这不仅会弱化减税效果，而且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对消费产生更多不利效果。

    事实上，强调结构性减税对消费的作用，还能够缓解社会公平矛盾，包括收入两极分化、城乡差异等。只有真正通过减税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解决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才能改善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公正性”的认识，增强渡过经济难关的信心。总之，在财政支出政策明显更有助于刺激投资的同时，税收政策应该更利于促进消费，这样才能兼顾经济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利益。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