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资率是无法维系的“老路”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关于对中国经济刺激的新方案猜想层出不穷。从1993年以来，中国擅长用财政投资熨平经济周期，从目前的情势看，财政将在明年大手笔投资于铁路和基建，同时也会兼顾一些民生性项目，例如医疗和保障性住房。

尽管伟大的法国社会理论家雷蒙·阿隆一直提醒一些知识分子的痼疾，例如“夸大所处时代在历史转折中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过去的持续性”。但是，我们宁可拾起这分羞辱，也要进行某种适度的预警，强调一种必须要转变的心态，那就是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并不是未来10年或者30年苦苦支撑的“义务”，不要以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依靠GDP增长，中国政府的执政基础是不偏向于任何类型利益集团的“中性政府”，用科学发展观思想实施全民长久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应当将GDP未来的心理指标进行下调：未来10年的GDP目标应该是5%，未来30年的目标是3%即可。其实，下调后的指标亦是一个了不起的任务。

理性地下调未来GDP增长率有着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GDP的总量已经很大，大得基数很难同非常高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其次，中国经济得益于人口结构，但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神话已经“破产”。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生产率水平处于一个微妙期。一般而言，GDP可以分解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三个贡献部分。中国在1978年-1996年，TFP的贡献度达到30%—58%，也就是说TFP增长率在3.2%—4.5%之间，但在1996年之后，TFP增长率则在0.6%-2.8%，也就是贡献度低于20%，相比之下近年来投资贡献度却一直高居43%以上。海外在中国经济泡沫峰值的去年曾经大肆吹嘘中国的TFP贡献在40%以上，这是泡沫年代的泡沫话语。

TFP下行和高投资率代表着经济结构质量的恶化，高投资率一方面反映了资本力量的强大，并吞噬和削弱劳动的分配力量，同时创造了超额的制造品生产能力，并使得利润率快速下降，当国内的劳动分配不足够消化，那么就通过出口让海外市场消化。而出口吸收超额生产能力导致了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和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 这又催生了新一轮的超额借贷与投资, 产生更多的超额生产能力。最终，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出口吸纳能力急剧下降，中国的产能泡沫开始大规模破灭。现在沿海的经济收缩很大程度上同高投资率、低TFP以及低劳动分配高度相关。

按照学术界流行的假设推理，如果继续保持8%的GDP增长率，同时兼顾经济质量的话，意味着资本跟过去相比的增长率不要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我们以30%的GDP用于资本形成，就会让资本增长率达到7%，另外再假定劳动力每年增长在1.5%左右，这样推导出TFP增长率将在3.5%左右，也就是说TFP的贡献度将在44%，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除了将GDP的未来增长率进行调低外，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人口红利结束后的整体储蓄率下降问题，坦率的说，未来30年是否还能有足够的储蓄率支持高昂的投资率，这也是个问题。

庆幸的是，中央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改变这一困境。投资民生项目、大力发展服务业、鼓励企业创新、破除各种不合理的对民企的管制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是，正确的措施是配合经济规律而不是试图打破经济规律，我们需要的是更稳妥地走向未来，而不是惶恐地怀念过去。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