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陷入世界性的“囚徒困境”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滑，跌落到20%的均匀增速线以下。今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为99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可能出现真实的“拐点”。

与之相对的是，进口飙升得越来越快，以原油为例，1月—6月的原油进口增长高达11%，至9053万吨；以铁矿石为例，1月—6月的铁矿石进口量是2.3亿吨，较去年同期猛增22.5%。从常理上判断，这有点令人吃惊。因为今年上半年是铁矿石和原油价格增长最迅猛的时期，按照一般的供需关系，价格上涨将抑制进口需求，但是这个规律完全失灵，似乎中国并不想降低总需求，汇率升值唯一的作用是继续刺激了进口总需求的扩大，即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中国人也愿意用汇率上调的做法进行“承当”。货币政策没有“免费的午餐”，进口国际大宗商品的上游经济部分(钢铁、石化、铝业等等)享受了继续扩大进口的好处，而出口部门(例如服装衣着、纺织玩具、电子等行业)则承担了压力，它们的出口能力急剧下降。

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的通胀问题。中国的CPI设置中食品的权重为32.7%，食品的价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历史季节性，一般来说在夏季都会有一个短暂回落，但以结构性的观点看，中国的上游部门在接受进口总需求扩张的信号下，它们肯定会不断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飙升传导到下游(奥地利学派非常清晰地刻画了这种上下游权力的博弈)，迫使下游企业将利润“上交”，这就体现在PPI的继续飙升上。这实际上意味着CPI(下降)和PPI(上升)的背离是虚假的，最后CPI一定会感知并体现出传导的所有效应。在传导中，下游企业利润减少、裁员甚至破产。通胀传导本身就能非常高效地“消灭”就业岗位，但人们往往以为控制通胀的有效手段——加息是制造失业的根本性力量。

哈佛大学教授Kenneth Rogoff在《全球经济是辆暴走列车》里写到，“该到了刹车的时候，但却没有一家央行愿意这样做，各国政府却奋力延长这些不可持续的繁荣，从而进一步推高商品价格，结果，越来越高的商品价格正在侵蚀着财政储备，而没有抑制需求。增加了那种千载难逢的经济和金融混乱的风险”。毫无疑问，目前宛如囚徒困境，理性的做法是各国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控制通胀，但是，他们认为“如果别的国家不采取类似紧缩而实行凯恩斯刺激政策，那么就会增大单方面紧缩国的调整成本”。根据伯南克最近的国会陈词，可以断定不要指望美国会有领袖风范。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增长的哲学变成了维持高亢奋的催情术。

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将用利率控制通胀的“通胀目标制”看作是一场灾难，他在漏洞百出的《the failure of inflation targeting》一文中大肆嘲笑像英国、智利和以色列这样的严控通胀的国家，并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该提高利率。他的话有一小半是对的。美国人肯定不会像欧洲人那样提高利率的，美国人的算盘是，尽量用货币注入的方式来稳定美国的金融资产，并让那些货币宽松国来接盘，同时用美元贬值的手段使得美国资产正在打折(增强吸引力)，另外也可以促进美国出口(这也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刺激需求政策，因为美国出口需要对家来消化)。坦率地说，新兴市场国家似乎正在进入美国人的“瓮中”。对于这些经济体来说，任何维持亢奋的做法都会让经济的合理因素折损，使得未来经济衰退的时间和底部更长更深。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