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的“中国策略论”

 即将于11月15日召开的G20华盛顿金融峰会被认为可能是改造国际金融秩序的起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峰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储国和最大的经济增量体，因此中国的姿态备受瞩目。

此前，中国已经明确表达了应对金融危机的立场，一个是“维护和保持自身经济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需要各国共同应对”，另外一点是“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加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特别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与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高调言论不同，中国强调新兴经济体在应对危机时的“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而“萨科齐们”的新口号是“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新资本主义”。萨科齐试图要发动对美国的一次试探性攻击，其用心包括：弱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尤其在结算和储备货币方面（促使欧元有更强竞争力），强调统一性的金融监管，比如欧洲对金融新产品审批和监管的标准要得到泛化般的承认等。

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同萨科齐们、美国的利益分别有重合。比如美国认为美国经济的恢复弹性要高于欧洲，导致世界资金潮水般都进入美国低风险的国债市场，促使美元继续坚挺；比如美国赞同改革IMF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势力结构，让新兴市场国家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毕竟，中国的大部分资产是美元资产，在资产结构转换的缓慢过程中，美元的稳定和强势对中国是有利的，而改革IMF、增加话语权对中国的国际金融利益是有利的。

    必须意识到改造国际金融秩序是异常艰难的事情。但是，无论难度如何，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确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改变国际金融势力结构的机会。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来进行争取。中国应当考虑赞同欧盟提出的“美元限制论”，美国在旧金融格局中最大的利益是“美元中心论”后的全球铸币税大权。中国应当提议一部分核心大宗商品的贸易结算可以采取特别提款权的方式来进行，因为美元的结算地位同其储备货币地位是高度相关的。先从结算的角度来稍微“撬动”美元，同时不反感欧元的竞争力上升，也许是个比较好的策略。

经济学家Joshua Aizenman近日的论文指出，美国每增加1%的贸易逆差，其中0.5%转化成一些贸易顺差国家的外储，美国承担了“最后需求者”的角色，而这些国家则可能会成为“最后贷款者”。现在欧洲人和美国人希望中国像日本一样，大幅度提供资金给IMF，让后者发挥更强大的稳定器功能；或者中国能直接提供稳定的资金来继续支持美国资产。

中国可以考虑向IMF提供更多资金，但IMF也必须进行改革。例如，首先要取消美国的“实际否决权”，美国具有近17%的份额和投票权，而IMF最重大的18项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过去美国财政部“死守权力红线”，而这次金融危机提供一个机会，“击碎”这根红线，即修改这条规则。

另外，欧盟大约拥有31.6%的投票权，一种可行的平衡性做法是，在份额计算公式上，将发达国家所占IMF份额最大比重限制在其GDP所占比重的60%，这一计算方式对美国人产生的负面效果最小，容易获得美国人的支持。26个先进工业国（包括日本、加拿大）整体所占份额从过去的60%下降到46%，可以腾出14%给发展中国家。

G20峰会的结果也许不会让各方都满意，但从时机上看，它提供的丰富含义是前所未有的，它不是二战结束之后的老牌殖民国家聚集一起的排斥性的“布雷顿森林”，它是新兴市场国家拥有重大话语权、可以共同构造新版的“布雷顿森林”。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