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抑或越南？谁将是中国制造最大的挑战者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和俄乌战争接连发生、绵延不绝，由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2021年夏天，越南是否可能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议题被广泛讨论。2022年，越南“不负众望”，录得8.02%的GDP增速，为1997年以来最高。但2023年，在全球已经基本走出疫情的情况下，越南经济没能延续高增长，一季度增速仅录得3.32%，只比2020年一季度（3.21%）略高，为近十年第二低点。

实际上，越南经济的大起大落，符合其经济特征，并不出人意料。而通过拆解疫情三年间越南的进出口结构可以发现，中越产业链既有替代，又有互补。产业链转移的原因包括成本因素驱动、疫情防控扰动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产业链替代更多地集中在越南具有传统优势的低端产业，比如服装鞋帽制造，部分产业链现在还很难判断是永久性还是阶段性转移。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越南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差距太大，就产业发展现状、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而言，短期内不大可能替代中国。

与越南相比，印度更值得中国关注，“龙象之争”或将成为现实。

印度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和独特地缘战略价值的南亚大国，坐拥几乎整个南亚次大陆，扼守印度洋，人口数量即将超过中国——未来30年预计全球新增劳动力中，印度占比将高达22%——这不仅意味着充足的潜在劳动力储备，还意味着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同时，作为区域性大国，印度长期对印太地区怀有战略野心，希望在印度洋拥有排他性的主导权，成为最终的地区安全提供者，在国际上赢得大国地位。

但中印关系长期并不友好，政治上缺乏互信。2017年“洞朗对峙”以来，两国的边境摩擦增多。但印度倾向于坚持“边境争端决定中印关系的基本姿态”。印度认为，只要边境争端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印度就不能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基于此，2020年，在疫情冲击和印度经济增长阶段性失速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启动了与中国经贸往来的风险评估，高调宣示去中国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采取了针对性的贸易保护措施，频繁发起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推动对华经济议题“泛安全化”。以国家安全为名，禁用了TikTok、微信等具有中国背景的百余款手机应用，并对中资手机企业接连开出罚单。比如，2022年4月，印度指控小米涉嫌通过冒充“特许权使用费”向外国实体非法汇款，并扣押其555.1亿卢比资金（约合人民币48.2亿）。2022年7月，OPPO又被指控逃避关税439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38亿）。同月，vivo的119个相关银行账号被印度执法局封锁，总额达46.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亿）。最近，印度当局向小米发出正式指控通知，这意味着小米此前被冻结的555.1亿卢比很可能遭遇罚没。

中印近年的竞争领域和强度在不断扩大和加强，而中美竞争则为印度提供了机遇，尤其是美国积极推动的“印太战略”为印度在南亚地区进一步提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提供了空间。印度国内甚至有“以对抗崛起的中国作为资本来吸引美国支持”的倾向——这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印度长期以来坚持的“不结盟”战略。

特朗普政府任内，推动美国的“政治轴心”由中东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印太”进入实质性的战略建构期。2017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特朗普提出“印太梦想”（Indo—Pacific dream）。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主旨演讲予以回应，首次阐明共建“印太”的愿景，将其置于印度与世界互动的核心。2020年，美日印澳不仅提出要实施疫苗供应链合作，还多次强调联手增强供应链弹性（SCRI）。2022年，拜登政府明确提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重组全球供应链体系以遏制中国崛起。2023年5月27日，美国宣布，IPEF包括印度在内的14个成员国就供应链协调达成一致——迈出了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实质一步。2023年6月22日，莫迪访美后美印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在科技、防务、战略融合、清洁能源转型、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领域展开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合作。

在当前异常复杂的国际政经局势下，中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均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已经高速增长40年，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地方债务等问题突出，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印度则中速增长30年，尽管潜在的人口红利很大，但经济结构不均衡，制造业占比低，营商环境广为诟病，基建落后，投资不足，政策摇摆，亟待重塑发展动力。

作为两个相邻但缺乏政治互信的大国，未来如何相处、以什么样的策略相处，对促进两国国内发展、维护亚洲和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印度在政治上谋求大国地位的“压舱石”在于印度经济的平稳高速发展。

对印度来说，以“印度制造”作为占优策略应该是独立自主的与中国公平合作，而非区别化乃至苛待中资。对中国来说，在充分了解印度后发潜力的前提下，也应该认识到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既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也符合中印两国团结亚洲的地缘战略需求。

如何超越地缘分歧的桎梏和国内舆论的掣肘，采用高超的策略加强经济联系，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地互动，使双边关系易于管理，应该是两国未来二十年关注的焦点。

1. 越南对中国的替代有限

近几年，越南吸引国内关注的原因主要是贸易摩擦和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替代”。但或许有三点需要厘清：

第一，越南对中国的替代并非始于疫情，金融危机期间就已初见端倪，主要受成本因素驱动。

全球产业链第一轮向越南的转移始于1986年，越南学习中国搞“革新开放（DoiMoi）”，核心是私有化改革和开放市场。

1987年，越南出台外商投资法，意欲“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资本”，甚至还批准了外资全权控股。所以越南从20世纪90年代，就承接外资订单，开始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生产运动鞋和运动服。

第二轮向越南的转移是2008年前后，彼时全球制造业订单都受到了金融危机影响，由于多良港，交通便捷，劳动力、土地成本低，越南再次受到制造业资本关注。时任三星会长李健熙与接班人李在镕危机中奔赴越南考察，当年即投资6.7亿美元，建立三星在越南的第一个手机制造基地。随后十多年，三星对越累计投资180亿美元，建立了200多家本土供应商，雇佣了11万名本土员工。

第三轮转移是2012年前后，中国逼近刘易斯拐点,有前瞻性的企业开始布局东南亚。

比如，2013年，做国际运动服装代工起家的申洲国际，在越南建造了面料厂。2014年，总部位于上海的天虹纺织，也开始建设越南海河工业区。华利集团、百隆东方等中国纺织和服装业的头部企业，都开始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

所以，国际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在越南的布局，并非源自近几年，而是始于十年前。早先的产业链转移，企业基本完全是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与其说是“替代”不如说是“补充”。

第二，疫情期间中越对美出口增速均有提升，越南对中国的替代呈现轮动特征。

2020年—202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同比分别为8.4%、19%、1.2%；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速同比分别为24.5%、24%、13.6%。过去三年，中越进出口数据并非完全的此消彼长，实际上因疫情防控好坏、产能恢复快慢形成轮动。2020年二季度，越南受疫情影响较重，制造业受挫，彼时中国疫情控制较好，产能率先修复，部分新增订单转移到中国。进入下半年，中、越的疫情都逐步好转，美国对两国的进口份额则均有提升。2021年三季度，越南产能受德尔塔毒株影响，许多出口订单再次流回中国。2022年春节后，越南企业加速复工复产，并在3月中旬放开入境与防疫限制。而当时中国的经济重镇深圳、上海、北京，先后遭受疫情防控重击，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部分之前回流到中国的订单，又流回越南。

第三，越南的对美出口和自中国进口同步提升，在纺织和电子设备制造领域与中国存在直接竞争。

贸易摩擦以来，跨国企业为了分散风险而采取“中国+1”的多元化战略，或者将产业链的部分环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各国，或者在东南亚各国打造中国产业链的备份。根据毕马威（KPMG）对财富五百强中132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自2018年以来，有三分之二的供应链改革涉及到将生产推进到两个或更多国家。尽管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来看，“脱钩”并不明显。但贸易额恢复的原因可能包括中国早期疫情防控好，产能率先恢复而短暂对他国形成了“补缺”，以及美国国内的需求因素、原材料价格冲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美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的确有所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近岸”伙伴及越南等“友岸”伙伴的挤出。从美国进口端来看，中国份额从2017年的21.4%下降到2022年的16.4%，降幅达5个百分点。而美国“友岸”国家越南的份额则从2017年的2.0%上涨至2022年的3.9%，几乎翻了一倍。

但与此同时，2017年—2022年，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由206.6亿美元扩大到570亿美元，同比增长175.9%，年均增速超过20%。

从结构看，中间品约占中国对越南出口的30-40%，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织物、智能手机和零部件等产品，与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种类匹配。这说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部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美国的顺差，显示出越南逐渐成为中国产业链下游国，进口半成品并加工至成品出口欧美消费国，形成了“进口中国原料、技术、设备或半成品—加工制造—出口欧美消费国”的贸易模式

这一方面意味着在纺织和电子设备等两国重点出口的领域存在直接竞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部分供应链环节向越南溢出。

综上，中国向越南的产业链转移，既有互补效应，又有替代效应。就目前来说，在细分领域，比如纺织和电子设备制造等越南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越南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有所显现。从整体来看，制造业向越南转移，主要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与中国供应链更多地是互补而非替代。

考虑到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越南对中国的替代非常有限。

2022年，中国GDP总量约18万亿美元，是越南0.409万亿的44倍。越南总人口9700多万，劳动力人口6500万左右。中国总人口14亿，劳动年龄人口8.8亿，是越南的13倍。

但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逐渐下降，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占比达到40%以上的细分品类由2017年的19个下降至2022年的9个，这意味着美国增强本国供应链韧性的目标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减少的份额主要转移到了近岸和友岸国家；二是中国在美国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17年的17.6%持续下降至2022年的12.1%，累计下降5.5个百分点。资本品和中间品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方式，比重下降可能预示着该国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的参与度下滑，也预示着该国产业链可能存在与外界“脱钩”风险。

实际上，与越南相比，印度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与中国相近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更加便宜的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更具备成为下一个制造业大国的潜力。

2. 印度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从登上全球舞台的角度来看，印度的变化略显突然。

印度1947年独立，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还鲜有高速增长的迹象。1947年—1992年，印度的年均GDP增速为4.05％，但人口增长率在2.11%以上，所以实际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1.94%左右。且这期间的经济增速波幅非常大，1975年最高达9.15%，1965年、1966年、1972年、1979年则为负增长（-2.64%、-0.06%、-0.55%、-5.24%）。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稳定在5%左右。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印度1960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1.7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2%；受殖民历史影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一直较高（38.78%）。独立以后，印度也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印度、越南的故事有其相似性；印俄关系，亦渊源于此），经济开放度低、体制僵化，将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作为优先战略。通过多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包括冶金、采掘、机械、运输机械、化工、电力等重工业体系（因此印度工业基础不容小视，远远好于越南）。但是，重工业需要进口大量技术和资本设备，占用和消耗了大量资源，导致第二产业的其他门类发展速度过慢，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陷入停滞，收入分配严重恶化。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引发国际油价攀升，导致印度陷入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外汇储备短缺迫使印度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

根据IMF的贷款要求，当时的拉奥政府制定了一揽子经济自由化改革方案，推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废除臭名昭著的工业许可证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撤销贸易和外汇管制，鼓励私营经济。

系列改革的直接催生了印度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1994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开始回升，外汇储备呈几何增长，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暂拖累后，于2003年恢复增长。在经济增速逐渐趋稳的同时，印度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也逐渐上升。1990年—2000年印度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年均为16.67%。2010—2019年，这一比重上升为34.63%。在同一时期，印度的外汇储备从50亿—200亿美元左右，跃升至5000亿—6000亿美元。1990年—2022年，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速达8.91%，2014年赶上中国（7.4%），2015年首次超过中国（7.6% vs 6.9%）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2022年，印度的GDP总量为3.39万亿美元，纵向对比，约为1990年的9.6倍。横向对比，经济规模全球第五，达到中国体量的18.8%。

印度国家银行经济研究部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很可能在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则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

在人口、经济总量和增速的支撑下，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成为印太地区经济秩序构建中不可忽视的国家，也为印度提供了参与“印太”区域政治事务的经济能力。

3. 莫迪新政补制造业短板

印度独特的经济结构，限制了印度经济的稳步发展。

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次演化和递进。具体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向第二、三产业占主导转变，并伴随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GDP的爆发式增长首先依靠工业增长拉动，随后工业的增速放慢，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渐下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当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时，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此时，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但印度却是例外。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直接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呈现出典型的“跨工业化”特征。

印度于1991年开启市场化改革，但此时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十年，且在1992年加快改开步伐。与中国相比，印度并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当时，信息产业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为软件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另外，软件业等第三产业部门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本投入，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和必要的市场营销网络即可获得较快的发展。因此，印度选择直接瞄准国际先进服务业，旨在通过技术扩散等方式带动整个经济现代化。

随着改革红利日益消退，国内外环境显著变化，印度经济的多重困境逐渐暴露：

农业比重居高不下，工业短板没有补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服务业促进了印度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旅游业的繁荣，但没有吸纳足够的就业，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全方位提高。印度的班加罗尔被称为第二硅谷，但脱离了工业基础支撑的服务业只是相对孤立地发展，未能在国内催化形成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链，且过于倚重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未与国内其他产业产生协同效应，即便如计算机硬件、电子元件等高度相关的产业，也未能享受到软件行业的红利而充分发育。

乐观的学者们认为，制造业潜力和人口红利，是印度获得持续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动力。而人口红利和制造业潜力是相伴而生的——人口红利为发展制造业提供比较优势，制造业吸纳就业是释放人口红利的重要载体。

这就意味着，无论谁执掌印度，都要首先发展制造业。

2014年，莫迪上台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计划，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2025年），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莫迪政府的目的是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持续扩张，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源动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

此后，印度国内主要经济改革都围绕“印度制造”展开：

政策层面，致力于推进税收、征地和劳工制度改革，降低制造业企业投资设厂门槛，改善营商环境，缩短商标和专利的审批时间，加强产权保护，相继放开建筑、医药、保险、畜牧、通讯、采煤等行业，提高私人投资和外资的持股比例上限，倾力打造向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倾斜的“商业友好型经济”。

基建层面，提出了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计划，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致力于改变印度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局面，同时刺激印度的经济增长。还推出“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

在莫迪上台以前，由于印度较为松散的政治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第一，印度政府没有那么强大，大量的经济活动不在政府的调控范围内；第二，中央政府对各邦政府的约束没有那么强，各邦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并不紧密。

2015年1月，莫迪政府撤销全国计划委员会并舍弃了国大党奠定并执行了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体系，转而成立“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Aayog），通过大量专项计划来落实其经济规划，依托“积极治理和及时落实”（Pro-Active Governance and Timely Implementation）机制进行项目决策和监督，并在部委之间进行协调——这一框架意味着印度经济政策的决策权进一步收归到总理办公室，政策本身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出执政核心的意图。

2017年7月，莫迪政府正式实施商品服务税（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改革。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用全国统一的商品服务税，取代此前印度中央政府与各邦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的各类间接税。长期来看，统一税制最大的好处是，在扩大税基增加税收的同时，削弱地方财权，彻底改变印度分割、碎片化的财税格局，减少不同邦之间的贸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建立更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提升印度企业的竞争力。2019年以来，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国内投资的税收政策。例如，将现有的企业税率从30%降至22%，将新制造企业的企业税率从25%降至15%。

2020年，疫情爆发后，莫迪政府配合“印度制造”，出台了“自力更生”计划，用以刺激市场需求，促进基建、电子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随后连续出台五次经济激励政策，几乎覆盖全行业，并持续推进自2014年上台以来便展开的土地、劳动法、税收、外资管理改革。

2021年，莫迪在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讲话称，印度将启动规模达100万亿卢比（约合1.35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提振经济，提高印度工业的全球竞争力。莫迪正试图改善国内供应链，并融入国际供应链。财政部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是实现广泛和包容增长的先决条件。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维持印度经济高速增长非常有必要。为了在2025年实现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现在的1/3）的GDP目标，印度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

莫迪还公布了25年内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包括扩大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的使用、推广电动车，将印度打造成全球绿氢生产中心，争取到207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4. 印度的大国政治诉求

印度是一个几乎坐拥整个南亚次大陆、有着古老文明和独特地缘战略价值的南亚国家，一直以来就有着“大国梦想”，渴望获得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莫迪将印度描绘成“全球南方”的天然领导者，他认为“印度应获得和承担更高、更深、更广的影响力和角色”，并希望在印度洋有排他性的主导权，成为最终的地区安全提供者。

印度的人口规模及其经济潜力已经为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全球政治影响力。中美战略竞合的大背景以及美国积极推动的“印太战略”，又为有政治意愿的印度提供了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的地缘政治空间。

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日本要在亚欧大陆外缘形成一个囊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的“自由与繁荣之弧”（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即发端于此。2017年，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轴心”由中东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印太”进入实质性的战略建构期。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印太梦想”（Indo—Pacific dream），并呼吁“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印太”。此后，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多份战略性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印太战略报告》（2019年）《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2019年）等，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意欲扭转正在出现的不利于美国的国际格局，进一步重塑有利于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

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回应了美国的呼吁，首次阐明共建“印太”的参与愿景，并将其置于印度与世界互动的核心。在印度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关于“印太”的提法显著增加，2018—2019年度“印太”出现了22次，2019—2020年度出现了59次，2020—2021年度出现了47次，2021—2022年度则出现了61次。

2019年11月，在东亚峰会上，莫迪提出建立“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 Initiative，IPOI），旨在构建区域内利益共同体的伙伴关系，以促进自由贸易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民主治理模式以及基于规则的贸易秩序构成这一倡议的主要抓手，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也得以加强。

2020年初，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供应链安全合作被纳入四国合作新议程。美日印澳不仅提出要实施疫苗供应链合作，还多次强调联手增强供应链弹性（SCRI），调整和建立区域内新的供应链网络，包括构建稀土联盟、建立“安全半导体供应链”、建设“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印太地区”等，以最大程度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特别是印度启动了与中国经贸往来的风险评估，首次讨论印度对中国经贸往来的必要性，“去中国化”的“脱钩”意图非常明显。

拜登入主白宫以后，继续在“印太战略”下落实自己的盟友策略，以各种实际利益引导印度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着手构建一系列新的小多边主义组织，计划性、针对性更甚于特朗普时期。这些举措正在逐步发挥实效。

2022年5月20日，拜登在东京明确提出旨在重组全球供应链体系以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倡议——“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美国希望恢复其在该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并“为印度洋-太平洋国家提供一种替代中国的选择”。供应链协议将加深美国与印太地区伙伴的经济合作，帮助美国公司在这一地区开展业务，使美国在全球更具竞争力。

2022年8月15日，拜登对印度独立75周年表示祝贺，称印度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两国将“继续站在一起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这表明，美国已经将印度视为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未来挑战者之一。11月11日，美国财长耶伦于G20峰会召开前夕访问印度。在同印度财长西塔拉曼举行会谈时，多次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等概念上给印度戴高帽，并对印度“替代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地位”寄予希望。

2023年5月27日，美国宣布“印太经济框架”（IPEF）14个成员国就供应链协调达成了一致。IPEF共有贸易、清洁能源、供应链和公平经济四个谈判支柱，其他三个支柱还在谈判之中。

2023年6月20日，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莫迪此前曾多次访美，这是首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他也是拜登政府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的第三位外国领导人，前两次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他还是历史上第二个两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领导人，第一个是丘吉尔。访问结束后，双方发布了一份涉及58项内容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美印将在科技、防务、清洁能源转型、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

美国驻印度大使埃里克（Eric Garcetti）表示，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而且正值一个历史性时刻。”两国伙伴关系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和紧密是因为美国的两党都“将印度视为在与中国不断升级的竞争中不可或缺的盟友。”莫迪在国事访问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新德里和华盛顿对彼此的信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但中印关系却长期处于并不友好、缺乏互信的状态。从地缘政治逻辑看，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将印度视为世界大国事务中的“卒子”，在印度目前实力远不足以挑战美国的情况下，扶持印度发展以制衡中国，已成美国朝野上下一致的战略取向。而印度抱着在中美竞争中渔利的心理，也希望用对抗作为亲美的“投名状”。在印度精英阶层中，一个主流认知是：“中国是印度崛起的挑战和国家安全威胁，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印度崛起的阻力”。因此，某种程度上，印美经济和安全合作是自然而然的。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曾在《印度方式：动荡世界的战略》一书中写道：印度的大战略应当是“通过发现和利用全球矛盾带来的机遇，（促进）国家利益”，并“通过尽可能多的关系将所获利益”最大化。

“印太”的出现，为印度提供了“走出南亚、进入亚太、向世界性大国看齐”的机遇。通过与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和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印度正在强化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在未来整个亚太地区的合作和发展过程以及中美竞合关系中，印度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未来也可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印度寻求大国地位当然包括战略自主，不希望听从别国路线或成为某个阵营的“跟班”。比如，在持续16个月的俄乌战争中，莫迪政府未对俄罗斯进行任何谴责，反而与其保持甚至加强经贸联系，大规模扩大对俄能源采购。所以，在中美印三边关系中，印美合作能走多远、中印合作有多大空间，取决于中美竞争的烈度和印度对来自北京的安全威胁的评估，这样的复杂性或许为中国掌握中印关系管理的主动权创造了可能。

5. 中印是天然的竞争对手

中印两国是天然的竞争对手，狭路相逢只是时间问题。

第一，印度将凭借高速增长逐步缩小与中国规模差距。

经济规模上，2022年，印度的GDP总量为3.39万亿美元，全球排第五，是中国的18.8%。虽然中印经济规模的绝对值相差较大，但印度国家银行经济研究部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很可能在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则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在增速方面，2010年-2022年，中国和印度的年均增速分别为6.96%和6.12%。而自2015年和2016年连续超过中国后，印度在2021年（0.65%）和2022年（3.83%）再次连续超过中国。根据IMF的预测，2023年和2024年印度的经济增速（5.9%、6.3%）依旧将超过中国（5.2%、4.5%）。未来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持续领跑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

第二，印度在人口红利和市场空间上不逊于中国。

2022年，印度人口超过14亿，且15—64岁的劳动年龄段人口的比例为67%，年龄中位数不到28岁，这意味着印度每年有超过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到2050年，印度将再增加1.83亿该年龄段的劳动力。这意味着，未来30年新增的全球劳动力中，22%都将来自印度。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普通劳动力工资约为4500—5000元左右，中西部省份略低，约4000元左右，越南则在2500元—3000元左右，而印度的普工工资仅需1500元。与此同时，广袤的市场腹地、趋于完善的电子产业链、较发达的软件信息产业和医药产业、与欧美接轨的语言能力，都让印度初步具备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潜质，是再现中国发展奇迹的有力竞争者。

第三，贸易逆差导致贸易摩擦，印度主动寻求经济脱钩。

印度对外货物贸易逆差常年在千亿美元以上，超过30%来源于中国（像原料药就严重依赖中国），印度政府不断推出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2023年，印度发起的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多达127起，反补贴案8起，保障措施案145起，涉案产品涵盖机电、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纺织等行业。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发起国和第一大对中国反倾销案申诉国。印度不但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频繁，也积极推动对华经济议题“泛安全化”，频繁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设置壁垒。印度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态度表明，印度政府的对华战略追求不是“政冷经热”，更像是“政经双冷”。

第四，两国具体的出口商品存在直接竞争。

根据联合国贸发委的数据，印度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主要有食品及活畜（SITC0）、矿物燃料类（SITC3）、化学制品类（SITC5）、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杂项制品类（SITC8），其中SITC6的竞争优势最大，而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为SITC6、SITC7、SITC8，其中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类）的竞争优势最强。所以中印两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外贸商品有重叠，即第6、8类商品，“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的这两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直接竞争。随着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的效果逐渐显现，比如苹果产业链向印度迁移——相比于越南仅生产部分零部件，印度的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整机生产的能力。

第五，未来在消费电子产业链和电动车领域也可能出现直接竞争。

2021年底，印度批准了一项价值约合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提供最高可达50%项目成本的补贴，以吸引全球大型半导体、晶圆厂、显示器等制造商将印度作为生产基地，并将印度打造为电子系统设计和制造的全球中心，意图与中国和越南竞争全球手机生产市场。2022年9月，印度又将补贴份额统一为50%的项目成本，以吸引硅基、化合物晶圆厂、封装厂、显示工厂及芯片设计等生态系统。

在此次莫迪访美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将加快特斯拉在印度设厂，美系半导体厂商也陆续宣布在印度投资建厂。

特斯拉高管在2023年5月访问印度，并与印度多位部长级官员就在印度建立汽车和电池生产基地进行了会谈。2023年6月22日，美国存储巨头美光（MU.NASDAQ）宣布将在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建造一个组装、测试工厂，用于DRAM和NAND产品的组装和测试，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半导体设备厂商应用材料（AMAT.NASDAQ）宣布将在班加罗尔建设一个合作工程中心，加速半导体设备技术的商业化。另一大半导体设备厂商泛林集团（LRCX.NASDAQ）也宣布将培训6万名印度工程师，以加速印度半导体教育和劳动力发展的目标。虽然美光此次宣布建立的封测厂属于半导体中后端工艺，在半导体价值链的底部，技术、资本密集度均较低，但不排除未来持续加大投资，促进印度的半导体产业链生态逐步升级。

事实上，自美国政府开始强调半导体供应链集中在东亚存在风险以来，美国政府就对印度寄予厚望，不仅在半导体领域给予投资、技术、人才等支持，还在电信、太空探索、先进计算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提供全方位帮助，试图将印度打造为“最大的民主国家”范本。

苹果、特斯拉、美光等成熟的国际巨头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单家企业，实际上对本国产业链的带动极大，且可以充分利用外资巨头的技术、品牌、资金和渠道优势，极大缩短某个先进制造业产业的发展周期。中国应特别注意印度在这些领域动向，为未来的竞争威胁做好充分准备。

6. 印度面临的沉疴和新疾

莫迪新政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印度发展道路上的顽疾，但莫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不能一以贯之。

作为一个将经济改革议程视作其主要政治承诺的政府，莫迪政府一方面体现出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例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追求开放的市场、外来投资、私有部门增长和结构转型，提倡“最小国家”。另一方面，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又充斥着过多的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一边追求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和利用外资，另一边又鼓吹“自力更生”，实施贸易保护、加征关税，动辄进行反倾销调查。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设定了更具有针对性与选择性的限制条件。

短期来看，这些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政策，或许可以平衡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工商阶层利益集团的诉求，为2024年争取连任积累选票；长远来看，经济稳定增长才是实现印度崛起的压舱石，这种带有投机性质的摇摆，利弊得失尚未可知。

此外，印度的发展依然面临很多旧症和新疾。

在经济发展潜力方面，基建落后、营商环境、种姓制度、宗教问题、产业链不完善、劳动参与率低、区域市场分割、脆弱的金融体系、绿色转型的约束等等，都是印度经济保持稳定的中高速增长需要应对的挑战。

在追求大国地位方面，印度不仅面临着莫迪所说的“与弱小邻国争吵”，还需要平衡与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等大国的关系，也必须重视沙特、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印度洋的利益诉求。

第一，基建落后，投资不足。

印度对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需求量巨大，印度政府也在努力增加基建投资，但囿于欠账大和资金匮乏，取得的进展比较有限。印度陆运物流成本比中国贵20%—30%，工业用水价格是中国的3倍，电力价格与中国相近，但稳定性、可靠性较差，经常被迫停电影响工业生产。此外，印度的产品供应链很不完善，核心机械和电子配件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印度计划2019年—2025年增加1.3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投入在公路、铁路、绿色能源方面，这将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帮助整合各种运输方式，提高印度工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扩大清洁燃料的使用以实现气候雄心。

莫迪正试图改善国内供应链，并融入国际供应链，这将有助于提高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出口份额。但基建投资资金能否落实，目前还要打个问号。1.35万亿的投资金额比印度政府过去10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2008年至2017年，印度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只有1.1万亿美元。

第二，人力资本质量问题。

尽管印度有9.48亿劳动年龄人口，理论上具有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但是，适龄劳动力不等于实际的劳动力。2022年印度的劳动参与率（占1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重）只有49.5%（中国为66.9%），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更是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且印度普遍面临劳动力教育水平、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2018年，印度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仅为74.37%，15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0%，约90%的劳动者受雇于非正规的小企业。同时，根据联合国关于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最新报告，2019——2021年印度有16.3%的人口营养不良，而中国只有不到2.5%。印度也是世界上儿童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印度还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30%的CEO是印度裔，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另一份报告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大量的印裔留学生和技术人才不愿意归国，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工资水准只有美国同类技术人员的1/3到1/8。

第三，语言、宗教和种姓的拖累。

从某种程度来说，印度更像一个政治实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印度拥有22种官方语言，境内使用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这对印度任何一位总理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因为没有一位总理通晓所有的语言。历史上，印度人是由不同王公、苏丹或纳瓦布（地方行政长官）管治的多个族群。这自然带来了极大的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

宗教和种姓制度对印度的影响或许远超想象。印度人口中，约80.5%的人信仰印度教，15%的人信仰伊斯兰教、2.3%的人信仰基督教、1.9%的人信仰锡克教。一方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由来已久，多次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印度教徒占多数，实际上绑架了莫迪的执政方略。另一方面，印度教的宗教信仰使得国民内心比较恬淡、发展经济的欲望不强烈。更重要的是，种姓制度的影响早已渗透到印度文化之中，长期阻碍经济发展。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印度的贫富差距很大，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指数却非常高，排在世界前列。

第三，贫富差距和区域不平等。

根据《2022年全球不平等报告》，印度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据报道，印度的亿万富翁数量位居亚洲首位，而百万富翁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70%人口的4倍还多。印度大部分的总收入增长主要是由处于收入梯队顶层的少数人来实现的。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虽然贫困人口占比有所下降）。2021年印度的人均GDP为2300美元，从区域分布来看，西南部的果阿邦，人口154万，人均GDP最高，达到6300美元；北部的比哈尔邦，人口1.2亿，人均GDP最低，只有681美元。两者相差9.25倍。

事实上，印度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工厂集中在六个邦，其中五个在南部（另一个是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在印度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11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北方，生产新款iPhone14的六家公司都在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

印度作为一个财政统一的国家，南富北穷，北部经济落后、基础设施条件差、失业人口多。所以，在财政支出方面，就造成了南部补贴北部的事实。南方地区富，但北方人口多，且人口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南部和西部各邦。印度的核心邦或者主体邦主要也是北部邦（北方邦、中央邦、比哈尔邦、首都新德里以及首都周边的哈里亚纳邦、拉贾斯坦邦），当地居民以印度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为主，多数人信仰印度教，由印度人民党（BJP）统治。从2014年至今，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执掌中央大权，而大多数再分配政策正是由莫迪政府制定，这使得在南部地区主导政治的政党愈加心生不满。

当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常态。中国过去也是如此，东部地区先富，然后逐渐带动中部、西部。但是近几十年，印度内部各邦之间的缩小收入差距的进程已经中断。相反，处于发展前沿的邦机会丰富，其与较贫穷的腹地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已经持续扩大到惊人的水平。

贫富差距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制约消费和价值创造，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可能加剧社会不稳定，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富人垄断信息和权力，穷人的选票绑架政策制定，甚至拒绝本来有利的政策出台，贫富差距在有的时候变成了政治角力。

第四，阴晴不定的营商环境。

2022年1月，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向小米印度罚了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8亿元）税款。5月1日，再冻结其7.25亿美元（约48亿人民币）资产。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于华为、中兴、vivo、OPPO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都遭到过印度相关部门的调查。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内的中国手机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运营的中国手机品牌，应当任命印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高管职位。此外，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其他跨国企业或许比中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亚马逊2022年6月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隐瞒，并被处以20亿卢比（约1.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22年10月20日、25日，印度竞争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支配地位，相继对其处以134亿卢比（约合人民币11.7亿）和9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9亿）罚款。

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日韩不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状况。监管的不确定性是外商投资的重大障碍，以至于印度因此被称为跨国企业的坟场。

但是，跨国公司开辟海外市场的战略不会因个别政策而轻易改变。2006年后，印度吸引外资增速明显加快，从规模看，2021年，印度实际吸引外资约820亿美元，同比增长25.6%。这意味着，尽管基建不发达，营商环境不完善，但外资依然看好印度的潜力。

第五，财政金融稳定性问题。

在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一个理想条件是使关键的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的平衡状态：财政和对外贸易赤字要低，通货膨胀也要低。

但在今天的印度，这些指标都不正常。疫情前，印度的通胀率就超过6%。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多年双逆差。与此同时，印度的一般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超过1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仅利息支付就占预算的20%以上。要知道美国政府赤字才占预算收入的8%。未来，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和债务稳定性，可能是个大问题。

第六，绿色转型的额外约束。

随着印度经济增长的提速和“印度制造”战略的实施，印度能源消耗急剧攀升。2017年，印度一次性能源消耗量高达754百万吨油当量，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6%，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耗国。据BP公司预测，2040年印度一次能源消耗量将增加到1928百万吨油当量，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11%。可见，未来印度成为全球能源消耗第一大国将是大概率事件。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将成为印度发展制造业的额外约束条件。

第七，大国地位的诉求面临盟友的掣肘。

印度成为一个大国和全球地缘政治的稳定性力量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但印度实现大国梦想的第一步——取得印度洋的绝对控制权可能面临来自“战略伙伴”和“竞争对手”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澳英美联盟（AUKUS）构成挑战。印度一直想通过发展航空母舰和战略核潜艇来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但2021年9月的美英澳三方高层峰会上，澳大利亚公然宣布即将建造核潜艇。如果澳大利亚在东印度洋地区优先部署核潜艇，将制掣印度对绝对控制地位的追求。其次，美国从未放弃全球军事部署，也未放弃对印度洋的影响力。俄罗斯、沙特、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也寻求扩大在该地区的势力。

无论是印度的战略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事部署和利益诉求，都直接或者间接削弱了印度影响力，如果印度不是这个地区的唯一大国，那就很难发挥最终安全提供者的作用。

7. 总结

回首历史，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核心是综合优势突出，无明显短板。

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市场规模和人力成本的优势。利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生产规模摊薄成本，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做大做强市场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逐渐完善产业集群、深化外资合作、加速技术迭代、积累资本存量、实现产业升级、倒逼国内改革。与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公共治理、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市场规模、人才质量、科技水平、产业集群方面几乎具有全方位优势。在华投资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总成本更低、回报率更高、资金更安全。因此，世界选择了中国。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中美战略竞合、全球产业链重塑，印度似乎也迎来了世界的青睐。

需要厘清的是，无论是产业链向越南还是向印度转移，都不是完全脱离中国，而是由依赖中国转为在全球多地分散布局，这既是为了开拓新市场，也是一项分散风险的策略。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包括越南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从中受益。但是，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气候变化背景下，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

印度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政治诉求，希望成为南亚地区的“最终安全提供者”，期待世界承认其大国地位。实际上，印度实现其大国政治理想的根基也在于经济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如果经济增长未来出现重大滑坡，不仅可能动摇莫迪政府的政治地位，也会使印度的大国梦想成为空中楼阁。

如果印度能够采取真正的对外开放、贸易互补和投资战略，实施更深层次的要素市场改革，将足以激发自身优势，进而发展、巩固和提高印度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然而，印度复制东亚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制约因素是仅靠国内资本和羸弱财政难以弥补的基建短板。而美国等印度的典型盟友在基建方面缺乏优势，他们未必将对印基建投资看成一个好生意。

与此相对，中印在基建合作方面的前景非常诱人。中国有强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和跨国合作建设经验。不过，印度对中国缺乏政治信任，始终担心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区域影响力，不仅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充满戒心，还有意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扶持力度以抗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据统计，印度对外“发展援助”金额已经从2014年的550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070亿美元。

印太战略确实为印度提供了实打实的地缘空间，但一方面印度的工业禀赋限制了其在IPEF框架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或许很清楚印度之于战略自主的渴望，未必对印全情投入。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为印度提供了管控中印关系的策略空间。在中国基建和工业投资上，莫迪很有必要基于长期战略远见，果敢决策，与中国相向而行。此外，中印两国在信息产业、医药产业、收入分配、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两国经济联系将有助于解决边界争端，共建地区和平和安全。

对中国来说，单一国家无法替代中国，但产业链在全球的分散布局势必撼动中国制造“独一无二”的地位，也不利于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尽管合意的产业链溢出是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但产业链的过多和过快外移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印度制造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的最大对手。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中国的最大伙伴。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