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喊口号，激活不了企业家精神

6月27日上午202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开幕，李强总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达沃斯论坛的正式名称为世界经济论坛，前身为1971年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最初在瑞士达沃斯举办，因而得名。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世界经济驱动力”。李强总理的致辞中也专门谈到了，企业家精神 “就是在创业创新创造上的敏锐眼光、不懈追求和非凡的行动力”，令人感到振奋。

今年年初，中国走出了“疫情阴影”，人间烟火气回来了，但是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还没回来。经济复苏不及预期，部分经济指标不如人意。究其原因，还是要激活中国企业家精神，这是当下必须正视的问题。

01

负重前行的中国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是市场内生的，只要企业家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企业家精神。

大疫三年，中国企业家依然负重前行，孜孜以求地为中国经济注入动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多重负面因素影响，这几年中国民营企业的利润、营收都有明显下降。

三年疫情期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平均增速为8.4%。私营工业营收增速分别为7.2%、7.3%、3.3%，低于全国增速水平；同期，国有工业营收增速分别为8.1%、9.2%、8.4%，高于全国增速水平，也高于民营企业。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三年疫情期间平均增速为10.7%。同期，私营工业营收增速分别为6.9%、6.9%、-7.2%，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国有工业利润增速分别为7.4%、13.3%、3%，整体高于私营企业，且在加速拉大差距。

疫情三年，私营企业在营收和利润两大经济指标表现均低于国企的情况下，依然贡献了近60%的税收。2021年、2022年，私营企业的税收占比分别为59.7%和59.6%，高于2019年的58.6%，达到了历史峰值。同比国有企业的税收占比为24.3%、24.7%，远低于民营企业。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疫情的艰难处境下，中国民营企业的科技投入依然保持了很高的水平。

2022年12月1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2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显示，2021年中国大陆首次在公司数量和研发投资总额方面超过了欧盟，仅次于美国。其中，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排名前三的是华为、阿里和腾讯。该榜单前十名中的七家大陆企业，民营企业占了四席。

论企业的资产规模，中国的国有企业远超民营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榜单前十的四家大陆企业，全部是国企巨无霸。中国民营企业在榜单排名四十开外才出现。中国民营企业的科研投入，远远超出了自身的规模。

当然，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工定位不同，不能苛责占据产业上游、基础部门的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民营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创新动力的主要贡献者。

大疫三年，在多重压力下，中国企业家依然交出了对得起中国经济的成绩单。

然而，近年来网上出现的一些针对民营经济的声音，让民营企业家寒心，直接抑制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经济需要中国企业家重拾信心，为企业家正名、为中国民营企业正名，容不得半点犹豫。

02

“金融歧视”下，民企只能拼命

要正名，更要循名责实，为民营企业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降低市场的政策风险和政策成本。

金融资源的流向是最能体现企业政策风险和政策成本的市场预期的。很多经济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国金融资源的流向有明显的产权偏好，歧视民营企业的现象很严重。

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但是，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源与其经济贡献长期严重倒挂。

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报告中指出，企业部门内部的债务分配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截至2016年3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规模为81.20万亿元，占企业部门债务规模的70%。

产出60%GDP的民营企业，仅仅获得了30%的金融资源，完全不成比例。而且，这一倒挂还在持续加剧。2022年，民营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25%以下。

商业银行的“产权歧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贵，是中国金融行业的老大难问题。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民营企业的借贷成本远高于国有企业。他的研究显示，目前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低于1.8%，但许多私营企业的贷款利率高达9%。贷款如此“贵”、歧视如此严重，企业家怎么“精神”得起来？

金融行业的“产权歧视”长期存在，长期受到各方诟病，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纠偏也打成了持久战。2014年至今，金融管理部门出钱出政策，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情况好好坏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显然，问题不是金融机构“观念落后”那么简单。

利率反映了金融机构对企业市场风险的评价，贷款难、贷款贵的“民企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营企业真实的市场风险水平。

如果说银行贷款利率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债市评级也出现了同样的“民企歧视”，这就足以说明问题。2020年明树数据的统计显示：AAA主体在国企中的占比为38%，而在民企中的占比仅有27%。同时，AA-及以下主体在国企中占比仅有2%，而民企中占比高达20%。

国企的评级优势源于“隐形刚性兑付”的产权优势。甚至有的国企“至死是少年”——债务违约了、爆雷了，信用评级还是AAA，堪称中国债市的一大奇观。金融机构宁可把钱投给这些不赚钱也能还债的国企，也不愿意把钱投给没人兜底的民企。这是很市场化的选择，却只会在市场机制被扭曲的“市场”中出现。

民企拼爹不行，只能拼命——以更高的利率获得融资。融资成本的增加，又增加了民企的经营成本。民企经常被批评“短期偏好”、“赚快钱”，殊不知背着高息负担的民企怎么可能“长期偏好”呢？

民营企业更容易“猝死”，也是金融机构嫌弃他们的原因。政策大幅调整的转向、收缩，“板子”都会落在民营企业头上。中国民营企业付出了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政策成本，承受着巨大的政策风险。

民营企业干得再好，成长有无形壁垒的天花板，经营面临不可预测的不可抗风险，金融机构怎能不“歧视”呢？

03

经济复苏，首先要复苏企业家信心

干扰中国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的最大政策成本，无疑是市场准入限制。民营企业向上游发展“不得其门而入”，限制了民企发展的天花板，也限制了中国产业发展的天花板。

比如通信产业，由于下游民营电信企业无法突破上游禁区，上下游割裂造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基础领域难以发力。2016年是美国互联网巨头大举进发海底光缆建设领域之年，Facebook、微软和亚马逊纷纷入局。然而，中国互联网大厂被一纸禁令逼退。

结果，本来可以借助互联网产业大发展之势、拥有市场优势的中美海底光缆竞争，迅速拉开了差距。今天，中国海底光缆的人均里程数只有美国的5%、日本的10%，与庞大的互联网产业完全不相称。而数据传输基础建设的差距直接造成了数据传输效率的差距，对云技术、AI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限制。

不仅如此，上游国有化资本还在加速向下游蔓延。这两年“国资云”异军突起，三大运营商、各地国资委纷纷入局，在政策壁垒保护下，快速夺取民企市场份额。

2022年，原来的领头羊阿里云收入连续3个季度下滑，从单季度200亿，到195亿，到190亿，第二季度更是跌至177亿。此消彼长，天翼云收入281亿元，同比增长101%；移动云收入234亿元，同比增长104%；联通云收入187亿元，同比增长143%。

凭借政策壁垒之力加持，不需要长期科技投入的积累，运营商硬生生打造出新一代的国资云巨头。但是，快速扩张的“国资云”并没有与快速增长相匹配的能力，抢来的业务还得大量外包给民营科技企业。这不是科技新星诞生，而是白白增加了赚差价的“中间商”。

行政命令每关掉一扇门，就是断了民营企业的一条路。“中间商”赚取每一分钱，都是民营企业付出的政策成本。民企凭本事赢得的市场却被人靠政策拿走，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

中国经济需要企业家精神，就要给企业家施展的舞台：要为他们正名，就要让他们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经营企业、赚钱发财；要循名责实，把“产权中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民营企业是自己人”等精神落实到实际政策中；要让企业家专心应对市场风险，而不是在无数红线、禁区、雷区的缝隙上疲于奔命。

中国经济的复苏，首先要复苏的是企业家的信心。“企业家精神：世界经济驱动力”是本届达沃斯论坛的主题，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期待和希望。

正视困难是为了克服困难，应该看到企业家重回经济活动舞台的道路正在重新打开，政策调整的方向也已经明确。

年初以来，各地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性，多地一把手甚至喊出了“谁让企业不好过.就让谁不好过”之类的“狠话”，保护企业生存、改善营商环境的决心不可谓不大。

但是，光喊口号，激活不了企业家精神。具体的政策调整需要过程，市场环境的改善还未到位，市场主体的信心尚未完全回归。今年前5个月，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全国3.9个百分点，低于国有投资8.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不足，真实反映了企业家的信心状况。

当务之急，是把决心落实到行动，把政策宣示落实到政策制定和实行之中。只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政策面上大刀阔斧地“去弊”，排除政策收缩、过度干预对市场的干扰，才能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引领中国经济走出迷雾。

摘自-冰川思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