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负债40万意味着什么？

有财经网站报道称，前中金国际董事长朱云来在某闭门金融论坛上透露，中国2017年底债务已达600万亿人民币，人均负债40万！而2016年底朱云来曾透露，中国2015年债务达300多万亿。这意味着，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手段完全靠印钞而来，负债更以每年20%以上速度增长，远高于公开GDP6.5%的增长。

当外汇储备稳居世界之首，拼命印钞成为唯一的选择，巨额外汇储备以巨额Ｍ２为基础，180万亿的Ｍ２，其中约100万亿来自外汇占款。十年前，中国广义货币M2总量只有47万亿，现在M2广义货币总量超过了180万亿，货币总量暴增了3倍！自2007年1月以来，中国货币供应总量M2连续超越日本、欧洲和美国几大经济体，相当于欧洲和美国的两倍！

按朱云来的说法测算，今明两年债务规模或将达到720万亿和860万亿。如果仅按6%的年利率，今明两年债务利息将达40万亿和50万亿以上，也意味着至少占了一半以上的GDP。中国80万亿GDP明后年的真实增速很可能不会超过2%，甚至有可能为负数，倘是如此，巨大的债务泡沫还能维持多久？这样的债务泡沫一旦破灭，会不会引发全球从未见过的金融危机乃至大萧条？

过去十多年，政府从银行、债市和影子贷款机构无节制地举债，投入不以计数的重大项目或形象工程。地方靠“土地财神”更是过惯了肆意挥霍的好日子，由于债务门类繁多，数据更不透明，债务实际上处于无序失控状态，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地开花，且呈现多样化、隐蔽化趋势，导致很多资金来源和数量无从知晓，负债规模更是难以精确统计。

正是因为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一个未知数，更加剧了金融财经界对债务危机的担忧。目前披露的债务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总负债和地方债务或许无人敢提及。如果单从法律上讲，地方政府不允许向银行举债借贷，但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政府通过设立城投融资平台，以财政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个模式在中央4万亿元刺激之后，几乎被所有地方政府如法炮制。

中国债务黑洞到底有多大，外界只能是雾里看花，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7年底政府债务余额为38.8万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的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底的广义政府债务余额为46.4万亿，其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为19.1万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在2017年度的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提到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约30万亿元。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指出“到2017年6月底，城投债余额就高达47万亿。”

麦肯锡早期的报告显示，中国债务规模（包括金融业债务）自2007年7.4万亿美元增加到28.2万亿美元，规模水平相当于GDP的282%，这个比例比美国高出很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曾对47个国家的债务进行调查，发现从2007年至今，全球债务从57万亿美元增至200万亿美元。中国债务增加83%，如果包括金融业债务在内，中国2007年以来债务增加了4倍。

《财经》杂志2015年在“摸底中国负债”的长篇文章中，根据分门别类的统计数据，综合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债务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债务总规模高达120－128万亿左右。仅2012年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该文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他感慨说：“在人均收入6,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债务水平”。

中国负债比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发展中国家通常负债比发达国家少，但中国并非如此，由于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举债投资以及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短短十年，中国从负债最少的国家之一变成负债最多的国家。最让人担忧的是，很多债务根本无法偿还，许多盲目投资的项目不仅不能正常付息，连本金都很难收回来。

中国债务屡创新高，实际上跟各级官员的利益有很大关系，钱多了可以随心所欲大搞建设大搞形象工程从而创造所谓的政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类项目大肆敛财疯狂贪污，至于沉重的债务包袱扔给下一任或下一代，地方官员更不会考虑未来如何偿还债务，很多地方在举债时根本就不打算偿还债务。   

己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坦承，对于地方欠债，最终只能由中央政府来填补窟窿，这必然要减少民生、公共事务等等方面的支出，最后等于是老百姓来替政府还账，如果银行将地方债务转变成坏账，仍然是老百姓的损失，如果通过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受害的仍然还是老百姓。

刚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依然还是要走货币和财政“大放水”的老路，所谓的“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意味着在全球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反其道行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至于会议公报中提到的“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期盼。

以往的减税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越喊减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就越重。2017年营改增说要减税1万亿，结果是税收暴增。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全年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元！然而今年1-9月，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12%，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2.5%，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1.1%。同一时期GDP只增长6.8%或者远低于这个数据，远远低于税收高增长。

高税费，货币成本、基本生活成本和行政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包袱，如果不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所谓的减税降费，必然成为空洞的数字游戏。减税的前提是政府减人，政府减人的前提是减少事权。而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调，依然是政府来主导扩大投资，那么对于减少债务调整经济结构不会有任何起色。

摘自—原创·老蔡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