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新思维

中国的大国外交已经初现端倪。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在博鳌亚洲论坛阐述中国理念之后，外界已经开始感受到新领导层的外交风格。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发表的演讲提到，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4亿人次。这三个数字体现了中国力量的变化。他说：“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发展机遇。”

“大国外交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外交的必然转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吴心伯说。他认为，从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而言，已经到了必须发挥大国外交的时候了。

中国在外交布局上坚持以“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为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具体而言，中国外交真正要处理的难题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中美关系，一个是周边关系。

适应外部环境之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在我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即中国自身的变化。“这是新一届政府与上一届政府相比面临的最大变数。”他对本报记者说。

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自身的行为和战略选择本身就影响外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部环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李向阳说。从十年前以适应外部环境为主，中国正在逐渐开始转向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一个变数则来自外部，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正在改变全球发展的格局。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2030年趋势报告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在于未来十到二十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将首次超越OECD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变化，表明西方主导全球经济的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李向阳说。

这一前景也使得发达国家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经济占劣势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主导全球规则的制定，全球秩序的发展方向。“这两点为中国对外战略或者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环境，它们都与中国有关。”李向阳说。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也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是否想要改变国际秩序的规则？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德意志银行阿尔弗雷德·何豪森学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说。

探索新型大国关系

有预测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西方如何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我很同意约瑟夫·奈的观点，如果把中国当敌人，那么中国就是敌人，如果把中国当朋友，那中国就有可能成为朋友。”金灿荣对本报说。

鉴于自身力量发展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在外交上做出调整。“大国外交并不违反韬光养晦的精神。”吴心伯对本报说。他认为国际形势的剧变、中国国力的上升和海外利益的增长呼吁中国的大国外交。大国外交需要探寻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积极地参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大国外交也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客观上需要到了一个成为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时候。负责任大国不能因经济规模大而提高，我们需要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李向阳说。

在大国外交中，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重要内容。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它的提出始于上届政府末期，从最初的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扩展到中国与美国之外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的大国关系。但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界定，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还处于一个探索过程中。

在金灿荣看来，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包括四方面内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和美国这样的一个守成大国，如何避免传统大国的悲剧；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对现行国际秩序采取一个改良主义的态度；守成大国，特别是美国要平等对待中国。

尽管中国已经出现大国外交的趋势，但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如果中国的体制不改，中国的政治文化不改，大国外交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中国的大国外交需要有一个理念，光有一个口号是不够的。”孙哲对本报表示。

妥善处理周边问题

“周边是首要，从这一原则来说，不会过时。”李向阳认为。亚洲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最近两年热炒的题目是亚洲世纪，这表明中国周边本身就是全球最有活力、最有可能影响全球格局的区域。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周边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日关系。李向阳认为，钓鱼岛问题在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出路，因为中日双方在短期时间内均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在这一问题陷入僵局之时，中国可以选择将周边事务与全球事务同时推进。

“大国关系、周边关系是互动的。如果做好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就容易处理一些。不是说非得先把周边关系做好，再处理别的事务。不过做好周边，也有助于与其他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一个相互的格局。”李向阳说。

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南海争端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来挑战。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往来密切，但经济关系并不能取代所有的关系。在吴心伯看来，如何克服周边制约是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对中国构建大国外交的重大考验。他认为中国过去更多地是为了“维稳”而采取克制的低姿态。“现在是在追求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维权，也就是要切实有效地维护我们在周边的权益，特别是在海上的权益。”吴心伯说。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