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主导欧洲”的危险

最终，塞浦路斯人咽下了苦药。面对着国家耻辱和暗淡前景，许多塞浦路斯人抱怨他们这个小国被迫屈从于残忍大国德国的淫威。

塞浦路斯的报纸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称作“德国佬”，还指责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说话的样子像个“法西斯分子”,与希腊和意大利常见的反德情绪遥相呼应。

这种恐德症对德国并不公平。表面上的吵吵嚷嚷背后，德国纳税人将向又一项欧元区纾困方案提供比例最高的资金。德国向邻国发放了几千亿欧元贷款，换来的结果却是被指责为新纳粹主义(neo-Nazism)，这看起来确实有点残酷。

然而，德国影响力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怨恨不断加深，现在成了欧洲政治的主题。这是对历史的嘲讽，因为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目的就是永远终结那种认为德国太过强大、无法与四邻和谐共处的观念。在柏林有句口头禅常用语（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也同样常见）是，人们需要的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

然而，在塞浦路斯危机之后，欧洲看起来越来越像德国的欧洲。因为处于危机中的欧洲大陆向什么方向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柏林的政治家和官员们的观念和偏好。

的确，欧盟委员会(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洲央行(ECB)主导了塞浦路斯问题谈判。然而，人人都知道，没有德国政府的投入和批准是不可能通过任何决议的。另外，主导整个危机解决过程的欧洲央行领导人是该行执行董事会的德国成员约克•阿斯姆森(Jörg Asmussen)，而不是意大利总统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危机解决进程中加入了一张德国面孔。

德国领导人退一步思考时，一定会奇怪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本意是终结认为德国会与邻国发生冲突的观念，最终却如何导致了反德情绪复活？由此带来的伤害会长期存在么？

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解释，如今德国下的赌注太高，以至于它再也不能对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遮遮掩掩了。欧洲单一货币能否活下去尚不可知，而德国纳税人却已被迫提供了大量的纾困资金。

德国人也对问题进行了清晰而连贯的分析。他们相信财政浪费和有缺陷的商业模式是危机的核心问题，解决办法是财政紧缩加上结构改革。许多人声称这一“药方”非常危险。然而，反对紧缩的人士没能提出一整套条理清楚的替代方案改变流行观点。

不过，这不单单是德国影响力的问题。事情的另一面则是，不久前还尚能与德国抗衡的其他欧洲诸强，已处于极度虚弱之中。西班牙与意大利政府身陷财政困境，被严重削弱。而英国并不是欧元区成员国，因而一直采取观望态度。

然而，此次危机最突出的特点是，法国几乎没有在谈判桌上发出任何强有力的声音。按说，从让•莫内(Jean Monnet)到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法国人一直都以向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思想领导而自豪。

在法国人心里，欧洲应该由法德合作来推动的观念曾占有重要地位——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决心与默克尔结成亲密伙伴关系，也反映出了这种观念。那种认为欧洲由“默科齐”管理的想法固然有幻想成分，但是至少表明法国决心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中心角色。

但在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总统上任后，就连认为法国作用应与德国平分秋色的观念都消失了。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甚至芬兰对谈判的影响看起来都比法国大。部分原因在于，奥朗德公开表示不支持德国所坚持的紧缩立场，但也提不出条理清楚的替代方案。他并未将自己定位为可以压制德国方案的南方国家同盟首领，也没能与默克尔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法国官员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欧洲核心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退休后，执掌欧洲央行的不再是法国人。而欧盟(EU)内部市场专员米歇尔•巴尔尼埃(Michel Barnier)则有点人微言轻。

即使是德国政策制定者也希望目前的一切只是暂时的。他们认为一旦事情重返正轨且欧盟新体制开始运转，德国可能将不必公然占据如此多的领导岗位。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欧元区危机远未结束，而危机结束后欧盟将会出现何种新体制——或者说新体制会减弱还是加强德国的影响力——也不得而知。

结果就是德国依然把持着局面：支票由德国开，规则由德国执行，越来越频繁地修复规则也同样由德国负责。这种局面对于欧洲、并且最终对于德国本身都十分危险。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