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并非完美无缺

从2011年起，我国宏观调控即已引入一个全新的指标概念——社会融资总量。但时至目前为止，这一指标仍然令人争论不休。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活跃，以社会融资总量指标统计替代（新增）信贷规模无疑是一大进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融资压倒优势依赖银行融资。甚至到2002年，人民币贷款竟然还占到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91.9%。但到2012年末，这一比例大幅下降到52.1%。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更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情况，对于提高我国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疑将有很大帮助。以银行监管部门为例，如果发现信托贷款在某些年份扩张过快，就会迅速联想这块融资是否存在问题，进而对其加强监管。

但是，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缺陷也不言而喻。首先，这一指标没有反映民间融资和内源融资情况。随着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和金融创新发展，完全有理由相信，民间融资将在“真实的”社会融资规模中越来越占据一席之地。仅以网络借贷为例，现在比较知名的就有红岭创投、拍拍贷、宜信网等。尽管央行承诺在条件成熟时会将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计入社会融资规模，但由于民间借贷的非正规性、隐蔽性和复杂性，对于这块越来越膨胀的融资，相信货币部门在统计上也有难处。

同时，随着我国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海外融资已经越发不容忽视。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例，它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1117亿美元，大约占同期社会融资总量的4.4%。另外，在过去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以及房价上涨很快的年份，都有大量海外热钱蜂拥而入，如果对这块“有害”融资缺乏精确统计并相应加以控制，就很难避免宏观经济风险。不幸的是，按照所谓“居民原则”，社会融资总量在统计过程中并没有对上述两块内容予以考虑。

还有，货币部门以“金融原则”为由，将国债发行排除在社会融资总量之外。殊不知国家宏观调控是“一盘棋”，如果国债发行多了，就会与其他融资方式一样引起经济过热或通货膨胀。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更需要宏观调控部门——财政部和央行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社会融资总量也好，货币余额也好，在金融自由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情况下，即使做再多功课，也很难把所有名目的融资或货币存量完全统计进去。当然，统计遗漏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或者是主观原因，如根本没想把“实际利用外资”考虑进去；或者是客观原因，如很难精确统计“民间融资”的规模。与此同时，央行还要在统计中做大量协调工作，不但要协调“三会”、发改委、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未来可能还要协调商务部、财政部等。总而言之，社会融资规模仅有参考价值——帮助不同部门看一看是哪块融资出了问题？但如果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有舍近求远之嫌了，不如将货币政策的视线直接钉住宏观政策最终目标——通货膨胀水平。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