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一些需要勇气

2011年，本报新年社论的题目是《我们可以慢一些》，我们说，中国经济所造就的奇迹，是在速度压倒一切，速度稀释一切的前提下完成的。现在，是到了对北京时间进行修政的时候了，为了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我们可以慢一些。

过去这一年，我们的确放弃了一些速度。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相信跃进式的高铁建设不可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遭遇了通胀，不得不紧踩刹车，忙着给发热的经济肌体降温；曾经一飞冲天的农产品价格，落下来的速度甚至比涨起来还要快；那些曾经在中国跑得最快的地区，最早遇到了转型之困，超负荷的土地，难以逆转的环境恶化，所有过去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即使不是负累，维系其既有的姿态，也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们真的慢了下来，这种慢情非得已，这种慢让人恐慌。我们发现自己并不习惯慢下来的节奏和生活，甚至准备随时重新踩下抬起的油门。我们担心，如果真的慢下来，中国可能无法消化每年10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这是过去数年“保八”的最大理由。我们还担心，国家财富的积累如果一样变慢，政府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回应日益凸显的民生诉求。我们即将迎来政府换届，如果没有速度作为政绩的标签，会不会从此将无从分辨为官者的优劣。

我们缺乏慢下来的勇气，我们迷信速度，相信只有快可以赢得一切。并且，我们确信可以更快，因为我们拥有世界其他经济无可匹敌的资源动员能力，我们以国家的名义替每一个个体做决定，相信这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视之为体制优势，甚至相信创造了“中国模式”。事实是，我们担心慢可能会丧失的东西，比如我们一直强调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比如民众缺失的幸福感和尊严，恰恰是因为跑得太快而被丢在一边的。从1998年到2008年，我们从未停止警示粗放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但也从未放弃以粗放的增长方式，为可能降温的经济加热；我们一直努力以消费取代投资作为经济引擎，但至今都在为如何让民众后顾无忧而苦寻对策。

我们缺乏慢下来的勇气，一如我们缺乏对民众幸福和尊严的敬畏。我们当然可以慢一些，这并不意味着不要速度，不意味着一场经济大萧条。我们以为快能带来更多的财富积累，从而给国民幸福和尊严，但幸福和尊严，固然需要物质基础，但却不决定于物质本身。钱并不能赎买尊严，也不能作为幸福的对价。如果官员们以民赋之权的缘故，能够更为谦卑地面对民众的每一项诉求，尊重公民的每一项权利，并真的创造条件让民众监督政府。民众的幸福感可能会强烈很多。

我们应该慢下来，这种勇气来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扫清障碍的主动担当，来自对宏大国家的愿景和个体生命的同等尊重，来自于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负责精神。对于习惯快的我们来说，慢可能意味着种种煎熬。如何让这个国家的人们有共体时艰的自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走向怎样的未来。面对沉默的大多数，不能够凝聚共识，就意味着放弃。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即使我们不选择，历史也会为我们做出选择。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接纳并且承受一个慢的时代，我们的后辈就可能不得不承受一个也许更慢和更难以忍受的时代。每一代政治家、学者乃至普通人，都有保自的责任和使命，这该是这一代人对这个国家的责任。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