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T拨开“蚁族”面纱， 直面社会问题

近日，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一份文件，我国将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这表明，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政府开始在制度层面寻求破解的方法。

两年前，廉思出版的《蚁族》一书犹如平地一声雷，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在大城市里进退维谷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极大的关注。廉思最近又表示“蚁族”已经蔓延至30岁以上的群体，并包括越来越多重点大学毕业生，这一“发现”在过去两周又引起了一番热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却始终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一方面，大家似乎都知道现在有这么一个新的社会弱势群体了，但他们困境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却始终没有挑明，以至于部分评论甚至反过头来指责这些大学生“求职心态有问题”；另一方面，对制度成因的不求甚解使“蚁族”概念形成两年以来，形成不了政策议题，推动不了政策回应，倒是不断“好心做坏事”，例如，廉思笔下的首个“蚁穴”唐家岭已经被清拆。

或许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些别的视角。这里，起码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不能回避，首先，“蚁族”概念有什么缺陷？其次，如果不是“蚁族”，那么应该是什么？最近一期的《公共行政评论》里的讨论“青年就业”问题的几篇论文，或许可以为这些反思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文化学者叶荫聪指出，“蚁族”概念其实是被研究者（亦即廉思）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重点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投射及委托课题的地方政府的治理需要（着眼点是“流动人口管理”）创造出来的。于是，城中村中的高学历非户籍人口，尽管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或集体行动，却无端地成了一“族”。虽然廉思试图以统计方法为这个群体提出“高智、聚居、弱小”的特征，但却没有提供关联性分析。于是，“蚁族”不是一个严格的社会学理论概念，更加没有与现有理论文献接上轨，据此作出的政策建议，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蚁族”的概念掩盖了当代中国身份的生产与文化资本（例如大学教育）的关系：这些年轻人显然与同在城中村中聚居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但其对社会身份的期望却与现实之间出现严重落差，他们会如何质疑社会不平等将是一个长期的隐忧。

那么，“蚁族”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温卓毅与岳经纶的文章认为，以“弱势大学毕业生”来描述这个群体更为准确，“高智、弱小、聚居”并非妥当的特征概括（例如“聚居”便把散居于城中村以外的人排除在外）。更决定性影响的，是他们在个人生活上的“去家庭化”（离开原生家庭，失去必要的家庭支持网络）和过高的“商品化”，亦即作为工作地的外来者，所有生活必需只能在市场上购买，无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务，更遑论社会福利。因此，“蚁族”的真正问题其实是“在职贫穷（working poor）”——亦即哪怕半职甚至全职工作了，其家庭收入仍低于贫困线，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到了大学毕业失业问题突出的今天，我们需要拨开“蚁族”这层面纱，不再把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问题个人化，而是直接触及其核心，拷问整个社会对正义的追求：户籍、工资和就业保障等等的改革，都是如此的不可回避。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