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税收”加剧分配不公

近日，《人民日报》罕见地“屈尊”与《福布斯》中文版主编进行辩论，而且辩论对象是《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该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

《人民日报》对《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质疑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中国税负并不高。

但是，《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包含了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决定纳税人痛苦程度的，不仅有税收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税收的用途。通俗地讲，如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众的不满程度会低于“取之于民，用之于少数人”。

笔者以为，公众情绪的不满，不仅仅针对税收负担，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制度变量。

第一，税收制度不合理。以个人所得税为例，白领阶层成为纳税主体，而企业家、富豪则很容易通过少拿工资、家庭成本列入公司账户抵税的方式避税。在房价飙升的一线城市，“白领贫困化”现象已经相当突出。此外，中国在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与美国相当）的情况下，迟迟不开征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无疑是纵容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

第二，高房价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变相征税。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房地产相关产业对GDP贡献高达三成，而卖地收入更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收入来源，一些城市甚至占到财政收入一半左右。在多数国家，私有土地是公民最重要的财产，而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度则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源。百姓买房，也只能买到70年的土地使用权。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在十倍以上，甚至高达几十倍。结果，白领沦为房奴。

第三，央企垄断对公众多重掠夺。央企垄断涉及石油、电力、通信、金融等很多关系公众日常生活成本的领域。首先，垄断降低竞争效率，导致高价格，侵蚀公众福利。其次，由于公司治理的难题，国企本身必然是管理低效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这些利润主要来自国企享受的种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若还原真实成本并对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则2001-2008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再次，央企的利润不会像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所说的那样成为“全民储蓄”，而是会沦为少数人的馅饼。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8%，而工资却占全国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创造了世界记录。央企，已经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源泉。

第四，法治不彰，导致公众再次被掠夺。由于司法体系缺乏独立，加之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在利益的裹挟之下，弹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层出不穷。结果就是导致环境污染失控、食品安全防线完全失守。这些因素都会通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最终提高公众的生活成本。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效应”：企业把生产成本通过污染环境的方式转嫁给社会公众。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对工人安全防护投资不足，导致大量职业病（如尘肺病等）。结果，工人辛苦多年的积蓄还不够看病的，这显然也是对工人利益的掠夺。

房价问题、央企问题、法治问题，都构成了对公众的“隐性税收”，加大了公众生活成本，降低了实际收入。而且，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以“不正义的方式”迅速扩大。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65%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从税收的用途来看，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中国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央企资源，不可谓不雄厚，但其主要用途却是养人（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和投资。结果出现了“铁公机”投资大干快上、三公消费几近失控、各种大型活动（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亚运会、大运会）此起彼伏，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催生大量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而到了关乎民生的教育、社保、医疗等关键领域，总是捉襟见肘。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18.73%，同期日本为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为9.9%。相反，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德国更是高达71.49%。

中国人，谁伤了你们的幸福？

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