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抗击通胀才能实现“软着陆”

严厉抗击通胀才能实现“软着陆”

7月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6月份为50.9%，环比回落1.1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而汇丰公布的汇丰PMI为50.1，是11个月以来的低点。

PMI的走势无疑反映经济增长态势正在回落，因为PMI代表的是中国的制造业的扩张程度，而中国制造业大约占GDP的一半。不过PMI还维持在50的分水岭线，而且它的下降主要是政策调控所致。而且从以往公布的数据看，无论是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增速都非常强盛，它至少说明经济体本身的惯性扩张力依然惊人。

我们并不认为通胀会因为调控而不断回落，或者经济体正在优美地“软着陆”，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科学而乐观的势头。相反，从二战后的各国经济史上，我们见识到了乐观的预期经常是如何破产的。这次全球性的大通胀，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在通胀数字上更醒目一点，但我们认为，这种通胀传递远远没有结束，那些CPI暂时只有百分之三点多的一些发达国家正在不断地接受通胀的传导，就像过去它们传导金融危机一样。

就这次通胀的趋势而言，我们相信堪比1970年代那场全球大通胀，但是悲哀的是，过去的那些教训并没有得到总结和接纳。1970年代的美国或者日本政府都坚信两点：维持经济扩张和刺激投资，以生产更多来吸收泛滥的货币；政策紧缩在任何时候都能立竿见影地有效。前者可以总结为“通过不停发展而不是稍微喘息来克服经济问题”，后者则可以总结为“在调控下，通胀会在某个时刻见顶，然后不断回落”。

但真实的故事是怎样的呢？美国1973年-1975年的通胀因为政府的控制，在1976年的确是趋缓了，不断回落，然后政府就认为这达成了所谓的“软着陆”，当时的美联储主席William Miller说，“通胀正在朝好的方向变化”，但是这种“通胀见顶论”很快在1977年就破产了，1977年美国的CPI重新回升，从6%一直上蹿到1980年的14.76%，“狠角色”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用不惜一切的姿态收缩货币，最终通胀从19801年开始真正的下跌，但美国也付出了极为惨重代价。

相同的故事也发生在日本身上。给人的教训是，通胀有着寄生性的力量。因为通胀在大部分阶段其实是一种利益分化的方式，例如房地产、证券和大宗商品的炒作者都能在通胀中受益，而辛苦的储蓄者和普通工薪阶层劳动者则是“冤大头”。每次政府压制通胀，尽管具有道义性，但通胀受益者都会在不同的时期诉说“通胀即将见顶、政策不能超调”，而这些势力的能量非常强，经常会影响到政府的力度和节奏，使得政府的出手往往都会“偏软”，变成一种事后的点缀。于是，通胀显得停停走走，一跌三涨。一直到通胀发展成为滞胀，在滞胀状态下，失业无法下降，企业利润无法提高，通胀将那些原本通胀受益者都一起伤害了，通胀伤害了所有的人。这时候，消灭通胀才变成一种“共识”，才推动了保罗·沃尔克的出现。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通胀会带来一些人们不愿看到的社会问题，政府从稳定的需要开始严厉对待。

这次不断蔓延的全球性通胀有一个插曲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产生了2009年-2010年的“通胀消失”，并给予“超调论”者口实，认为严防通胀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场金融危机从长远看恰恰是强化了全球大通胀，因为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的解决方式是全球性步调一致地印刷货币来拯救，但每个国家都暗自希望别国收缩货币、遏制需求、产生要素下跌效果（比如油价下跌），从而降低本国的外部通胀压力，这样本国就不必承担自主紧缩的成本。这样，就形成了步调不一致地“退出”，演化为更为广泛的扭曲。而且，这次拯救已经形成了一种“货币主宰”文化，甚至认为印刷货币可以托住任何一次危机。如果经济体里闲置资源利用和生产效率提高，远低于货币增长的话，那无疑说明货币没有被吸收，而是创造了极大的扰动，扭曲了价格，深化了不同部门、行业和产业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令不断发展的通胀降低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它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坦率地说，我们非常担忧“通胀见顶论”的论调，担忧通胀在停停走走间变成“所有人皆受害者”的终局，但是有时候人们会无奈地发现：历史总是在相似中再发生一次，留下更深的一次伤痕。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