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贿赂了胡士泰？

—涉案钢企名单部分出炉

力拓“胡士泰”案仍行至中途。

3月31日，本报独家从力拓案中的两名辩护律师处得知，“力拓公司原高管胡士泰等四位被告因为不服判决，将在一审结束后10天内进行上诉”。

同时，其中一名辩护律师还向本报证实了更多的涉案钢铁名单，称“多为民企，高层居多”。其中包括：北京首钢、山东莱钢公司、山东日照钢铁、天冿荣程钢铁、唐山国丰钢铁、中化集团旗下贸易公司等。

这位律师透露，司法机关将对涉案钢铁企业，逐个继续追责，“另案处理”，另案处理是具有弹性，可大可小的处理方式。另有知情人告知本报，涉案金额最高的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已经被限制离开山东。

有律师称，杜双华“免责”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最终判定被告王勇“索贿”，那么，杜双华则不构成“行贿”，罪名则轻许多。

是谁在行贿？

3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力拓公司胡士泰、王勇、葛民强、刘才魁四名员工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罪，获刑7年至14年不等。

涉及行贿的钢铁企业除案发时曝光的北京首钢、山东莱钢，庭审时曝光的山东日照钢铁外，还包括天冿荣程钢铁、唐山国丰钢铁、中化集团旗下贸易公司等。

负责该案律师透露，涉案主要是民营企业，并且都是高层，原因是“国内较大规模的钢企都有自己的长协矿，而民营企业都是现货矿，为了获得更多的铁矿石，只能想办法行贿”。

这些钱以“人情费”、“咨询费”、“中介费”等名义送出，在起诉书中统称好处费，或称之“以中介名义支出的好处费”。

最先爆出行贿力拓公司胡士泰的，是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总经理助理、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

2009年7月5日，力拓公司胡士泰被有关部门逮捕后，7月7日，谭以新在上班时被警方逮捕。谭以新是江苏省江阴峭岐镇人，先是入读渐江大学，后去北京发展。谭被捕之后，他立刻被首钢公司解雇。

“本案发生最高的涉案金额，是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的900万美金。”该人士认为，“从一审的结果看，杜双华的问题柔性较大，在法院被作为另案处理。”据透露，一审认为这900万美金为力拓公司王勇索贿，这可以理解为杜双华不属于行贿，“因为是索贿，所以有可能免责”。但杜双华目前不能自由离开山东。

2008年—2009年两年间，胡士泰先后为几十家民营钢企办理了“长协价”。为了感谢胡士泰，一家河北钢铁企业当面送给他一只装有100万现金的皮包。另一家位于唐山的钢铁企业，通过香港的关联公司，为胡士泰汇出79.8万美元。

在法庭上，胡士泰对这两笔受贿供认不讳。业内的猜测得到证实，那家唐山企业为唐山国丰钢铁。另外，天津荣程钢铁，中化集团旗下贸易公司也涉案。

背后的故事

其他三名犯案人员也曾多次帮助钢铁企业获取“长协价”。比如，受贿金额高达7500万元的王勇，在2003年，就曾帮助一家天冿民营钢企获得“长协价”身份，收取了对方300万“好处费”。

除直接的“好处费”外，还有“中介费”—在铁矿石谈判中，除了贸易商外，一些央企等大型钢厂，在获得低价的攻协价铁矿石后，自己会成立矿石贸易公司，将多余铁矿石高价倒卖给中小型钢厂。此外，一些钢铁业内人士，也为多余的铁矿石和缺货的钢企奔波。

“没有王勇的帮助，我公司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这是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在指证王勇时说的一句话。

尽管多次铁矿石谈判中国钢铁行业屡处不利位势，而矿石港口库存也屡创新高，但这些企业对力拓公司四位犯案成员却有感激之情，这主要因为国内中小钢铁企业退出、补偿机制的缺失。

从日照钢铁历年营收可以看出，2004年，日照钢铁营业收入仅25亿人民币；4年之后，已达到471.87亿，利润高达60亿。“长协价”为日照钢铁获胜法宝之一。

一位辩护律师通过对此案的接触，也对中国铁矿石谈判情况大致了解。他说：“中国的中小型民营企业都是现货矿，为获得大型钢铁企业的长协矿，只能和矿企销售人员走关系。”

聚拢中国中小钢企，是胡士泰给力拓公司的献策—中钢协代表的钢企，仅占中国钢铁产能1/3，而中小民营钢企占2/3产有。如此，，可加大力拓公司在华销售量，使得中国钢铁产能持续居高不下；也是与中方谈判、瓦解中钢协联盟的重要筹码。

而这样的策略也让胡士泰等人有机会获得“好处费”、“中介费”、“咨询费”。

2008年，与日照钢铁同乡的山东钢铁石营业收入虽高达1205亿，利润却只有27亿。这一年，杜双华在胡润百富榜以350亿身价，排名第二。

除直热闹的“好处费”外，还有“中介费”。如王勇在帮助杜双华获得“长协价”身份后，就以自己的关系惠及其弟。在其弟开办的铁矿石贸易企业中，由王勇介绍，与相关“缺货”的钢企发生交易。法院庭审时指出，王勇让四家拥有长协矿价格的企业，将铁矿石以645元—915元/吨的价格，卖给其弟，然后，再以1080元—1450元/吨的价格卖给杜双华的日照钢铁。

为答谢王勇，2007年，杜双华分两次将200万美元和700万美元，汇入王勇指定的账户。并在案发前不久，在日照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停车场，又给了王勇300万人民币。

尽管王勇辩称，900万美金，不是索贿，而是借款，已经归还，但因无法提供还证据，被法院驳回。

王勇和杜双华的往来，造就了本案两个“之最”—成为最高贿赂金额企业，也使王勇成为本案受贿最高的案犯，达7500多万人民币。

何以案发？

沸沸扬扬的力拓案源于谭以新的案发。接近中钢协人士透露，中钢协曾召开一次很私密的重要会议，在场只有五个人，讨论内容为铁矿石谈判中的具体方案和数字。会议中，谭以新的手机响了。

给谭以新打电话的正是胡士泰。谭连忙下楼，边走边说，“电话里说不方便，我们约个时间地点吧，手机可能被监听了。”当时正值国际铁矿石谈判紧要关头，“而谈判过程屡出蹊跷，与会人员手机已经被有关部门监听了。”该人士称。

从谭以新明知手机被监听，仍“大意麻痹”的举止来看，双方关系实属非常紧密，并且有多次合作。顺着这个电话，有关部门在谭上班时，将其逮捕。

胡士泰从谭以新处，多次获得重要情报，如：首钢与力拓公司竞争对手的谈判内容，中钢协在南京的秘密会议等。

其他三名力拓公司员工也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获得的商业机秘发送给胡士泰。如，莱钢集团下属国际贸易公司国际海运部科级负责人王洪九，在获得中钢协关于进口铁矿石的一份文件时，立即转交给刘才魁。莱钢集团为铁矿石谈判16家谈判组成员之一。王洪九几乎与谭以新同一时间被逮捕。王主要负责莱钢国贸公司铁矿石运输方面的工作。铁矿石的离岸价和到岸价往往相差一倍，海运费一直是铁矿石进口的重要成本，相关数据也是企业进口铁矿石的重要依据。铁矿石船期的有效调节，可以使海运成本有效降低，从而减少港口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刘才魁从山东莱钢集团获得了“合同副本”、“铁矿石开证文件”等重要材料。

而王勇，则将其了解到的中钢协无锡的内部会议内容提供给集团公司。

胡士泰在法庭陈述犯罪原因时称，力拓一直以来有被必和必拓兼并的危险，中国作为最大客户，两家公司在华销售竞争激烈。如果被兼并，力拓在华的销售人员，就很可能被对手取代。

除了“竞争需要”探听商业秘密以外，铁矿石在中国“奇货可居”，由此带来的巨大利润，也使力拓旗下员工甘愿冒险。

力拓公司胡士泰下属销售团队经理葛民强就奔走其间，以中介人身份获利。

2008年，葛民强拿到了第一笔“中介费”。他为一家央企和一家民企牵线搭桥，因为“获得长协客户”，这家央企拿出了212万“答谢费”，葛民强分得12.5万美元。此后，葛民强又根据不同的市场行情，以中间人身份，帮助国内铁矿石“倒卖”，获得“中介费”。

这样的“中介费”在力拓受贿案中，占大多数。

刘才魁是力拓公司胡士泰团队的销售经理，三年间，共受贿10次，计378万多元，中介费占150万。葛民强涉案的694万多金额中，律师认为，仅200万属于受贿，其他则是“中介费”。

这样的资金往来—为力拓公司在华建立了稳固脉络，涉案的钢铁企业也为各自需求，将商业情报送交给胡士泰等人。检察机关从胡士泰电脑里，查获中方铁矿石的重要信息，包括：钢铁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石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以及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采购计划等企业内部资料。

知情人透露，早在2008年，有关部门就对力拓公司待三大矿企在华员工进行调查，经过一年时间的侦查，掌握相关证据后，才安排实施逮捕。

胡士泰案已大体水落石出。由于对量刑认为存在过重等问题，胡士泰等四名涉案员工将继续上诉。时间期限在一审宣判后10天时间。这意味着，力拓案即将进入二审阶段。

而这只是故事的上半部。由于涉案及行贿的关联钢铁企业仍未完全浮出水面，有关钢企名单仍在进一步确证中，而追责更待后续了。只不过，在有关部门那里，现在还未到公布阶段。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