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实质

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方法论上作周期性危机和总危机的区分。只有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伴随的情况下，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总危机才会出现，这种革命性的变革或以战争为手段（如上个世纪初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实现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两个并行市场格局的形成）、或以国内政局的动荡为表现形式（上个世纪90年代原苏东体系的瓦解，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新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而在这样总危机爆发之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强制性的调节手段，其作用在于，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客观比率的要求，使价格趋近于价值或均衡价格，使虚拟经济趋近于实体经济。因此，只有总危机才是对制度、格局以及相应的结构的否定，这是长期的趋势；而周期性危机则是对价格偏离价值的量的调整，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周期性。

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复苏迹象。美国经济比第三季度增长了1.53个百分点，按年率计算增长了5.7%；日本经济比第三季度实际增长了0.9个百分点，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8%；欧元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但同第三季度相比，也出现了0.1个百分点的环比增长。

2007年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一度被人们视为是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衰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开始步入复苏的轨道。从极度悲观预期到谨慎乐观的判断，至少说明了人们在对本轮经济危机性质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认识过程。

随着对本轮危机认识过程的深化，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认识意义重大，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未来全球经济走势和格局的判断。

目前的经济复苏缺乏创新基础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危机爆发初期，人们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分析上，即认为投资银行家的贪婪与金融监管的失灵是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而推论出美国金融自由化及其理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本轮危机的替罪羊，而必须予以抛弃。借次贷危机之机反思和批判经济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在打破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盲目崇拜的思想桎梏上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然而，从次贷危机出发来否定金融自由化，本身在经济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金融自由化及其金融工程学的发展，主要针对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系统风险，金融自由化在次贷危机面前的无所作为，似乎表明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缺陷和失灵。但是，这种推论的逻辑错误可能在于次贷危机爆发可能并不是非系统风险积累的结果。

美国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年代，恰好也是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和对外负债急剧增长的年代，美国过度的需求增长和外围国家的过度供给，既是危机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外围国家过度生产所积累起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 and Brad Setser(2004)和Sebastian Edwards(2005)的分析所表明的观点：美国经常性项目的赤字在达到占GDP的7.3%时，美国的经济会出现拐点，并因此引发美国的经济衰退，以及美国对外净负债的下降。对于这样的全球性系统风险，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克服和规避的。我们不能迷信到希望市场经济能够避免和规避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制度性风险以及与此相伴的周期性做了机的地步。

其次，为什么全球性的系统风险会首先从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为突破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从美国的需求增长方式的变化及美国政府的利益实现上寻找答案。

从美国居民消费来源的结构来看，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工资收入；另一个是财富的增长，主要是指股票和房产等金融资产。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居民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1975年居民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为4.2，199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了4.7.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汇沫破灭之后，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这一比率已经上升到了6.2.由此可见，在2001年前后，美国房地产及其相关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纳斯达克泡沫之后美国居民财富增长的需要，这符合维持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要求。至于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在这一时期能够成为美国投资银行炒作的对象，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2008）中已经作了很好地分析。其逻辑是，首先，在2000年之前的30年中美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方差不超过5%，这意味着美国房地产市场风险较小；其次，美国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政策，使美国的房地产成为了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业，这就为与房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因为衍生工具需要在低利率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收益，而伯南克入主联储之后，利率政策方向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房地产衍生工具的运作环境。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把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定位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上的话，那么，可下的结论便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对全球经济中的东亚经济体来说，由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都采取了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进程逐渐放缓，因此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直接冲击程度有限，然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所伴随的中心国家的需求下降，必然对这些国家的生产产生直接的冲击。

二、根据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至少是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创新、福特制度的管理创新、以及美国凯恩斯主义顺周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创新的基础上，才逐步步入了1960年代的增长繁荣；而1973—1975年的危机也是在IT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才迎来了1990年代的新经济时代。然而从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技术和制度创新迹象，有关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技术也还只停留在概念炒作的层面上。因此，任何经济指标所反映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目前都缺乏创新的基础。

三、在缺乏创新的前提条件下，全球经济的复苏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说明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地步，它仍然还能够维持下去，即复苏意味着全球经济还会回到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中去。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尽管存在着“中心—外围”不平衡发展的特征，但是，这种国际经济格局是建立在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相分离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基础上的，这种分工格局与历史曾经出现过的工业中心与金融中心相融合，与落后农业国的国际分工体系相比较，至少避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演进的同质化趋势，因而也就避免了发达国家间在资源、市场及殖民地控制权上的纷争。当然，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各国利益间的博弈如果不是以军事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维持就是有可能存在下去的。

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在缺乏创新基础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则说明针对现存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远没有到位，今后若干年中类似的经济调整还会反复出现，直到新的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的现现，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的繁荣阶段才会到来。

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没有改变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由发达国家的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第一次对中国经济形成了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同时，本轮危机与以往危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因素在危机之后的复苏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本轮危机的性质是全球经济失衡风险的系统释放的话，那么，人们会希望通过危机——作为强制性调整的手段，来消除全球经济失衡，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然而，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方法论上作周期性危机和总危机的区分。只有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伴随的情况下，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总危机才会出现，这种革命性的变革或以战争为手段（如上个世纪初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实现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两个并行市场格局的形成）、或以国内政局的动荡为表现形式（上个世纪90年代原苏东体系的瓦解，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新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而在这样总危机爆发之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强制性的调节手段，其作用在于，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客观比率的要求，使价格趋近于价值或均衡价格，使虚拟经济趋近于实体经济。因此，只有总危机才是对制度、格局以及相应的结构的否定，这是长期的趋势；而周期性危机则是对价格偏离价值的量的调整，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周期性。

每当全球性危机来临之时，人们总会用对总危机的认识来替代周期性危机性质的判断。然而，即便我们对总危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也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判断，在总危机真正出现之前，它也不能用于替代我们对周期性危机性质的判断。特里芬在1960年就得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为了获取“估值效应”而不断贬值美元，美元贬值的长期走势，必然会使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走向终结。这种判断，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总危机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每当世界经济出现危机时，人们总是会预期美元的汇率会走低，而事实上，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时代，每次危机期间美元并不是一味地贬值，相反，很多情况下，危机期间，美元对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而言是升值的。

同样的逻辑在对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分析中也依然存在，即认为这轮危机中中心国家的需求调整，必然意味着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全球经济的格局必然在再平衡的结构调整中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全球经济的失衡主要出现过四次，第一次较明显的失衡出现在英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失衡（1880后的近十年中），后三次是以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失衡（分别是：1960—1973年，1974—1989年，1990—2008年）。这三次失衡都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但只有英国主导下的经济失衡在危机过程中实现了再平衡，另外两次失衡，只是在危机过程中出现了失衡量的逆转，而危机过后，非但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没有出现逆转，相反，失衡的规模还存在进一步增大的趋势。

在1960—1973年期间，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占有GDP的比重约在0.3%，而随着危机的结束，全球经常财户失衡的程度进行了反向的调整，美国经常财户余额占GDP的比重不但没有出现明显下降，反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上升，达到了1%以上。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1974—1989年以及1990—2008年的全球经济失衡时期，虽然在危机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略有调整，但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没有根本的变化。这一现象说明，全球经济失衡并不是经济全球化所固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全球经济失衡所表现出的利益分配、治理制度、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经及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差异冲突等问题。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