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主义”对接“东亚主义”“APEC”角色需适度修正

    东亚系列峰会刚刚谢幕，本周末，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将在新加坡召开。年底，围绕区域经济合作的会议云集东亚。而这两轮峰会却反映了不同的“区域主义”。前者堪称以“东亚地区主义”为前提，而后者则以“亚太区域主义”为基础，折射着“区域合作模式”上的不同理念。

    1989年11月9日，作为冷战标识的柏林墙倒塌，东西阵营的两大平行市场实现统一，形成了全球大竞争的新形势。1993年，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五点意见”，描绘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基本精神，为各国广为接受，堪称“APEC精神。”“APEC精神”主张区域合作遵循“多样性”、“互补性”和“开放性”原则，在推动机制上则强调“松散性”和尊重“平等性”理念。金融危机下，“APEC精神”无疑仍具有时代的适用性与现实意义。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人的东亚”意识上升，“东亚主义”渐趋形成。而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破裂，多边自由贸易路线受阻，东亚FTA浪潮迭起，“东亚地区主义”形成。自此，“APEC精神”与“东亚地区主义”相得益彰，共同推进地区经济合作纵深发展。

    遗憾的是，作为东亚地区最强的经济大国，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走向了主导“亚洲新秩序”方向，与“亚太主义”格格不入，日本搞“一揽子经济提携协定”（EPA）就是一例。日本之所以搞EPA而不是FTA有深层的战略考虑。第一，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贸组织（WTO）的相关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谈判FTA时，发达国家必须将包括农业的全部产业纳入自由化范围。日本为将农业等弱势领域排除在外，回避使用FTA概念，逃避发达国家责任；第二，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主导地区制度一体化，金融货币是其战略优势所在。日本借EPA将金融资本市场、贸易结算货币以及投资规则等纳入谈判，突出其战略优势。其目的是以此建立地区金融、货币霸权和地区安全保护屏障。在日本看来，“世界工厂”的中国和“世界市场”的美国正将日本置于中美两大文明的夹缝，日本文明将被边缘化，必须通过亚洲制度的“日本化”，冲淡中美影响。显然，日本严重脱离了“APEC精神”。

    事实上，“东亚地域主义”的上升，并未导致“亚太主义”的消亡，相反，东亚地区多维依存特点更趋势明显。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亚太主义”促成了“亚太经济合作机制”，形成了“APEC精神”，也使东亚地区合作与全球化并行不悖。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亚经济奇迹”与“金融危机”，集中反映了“亚太主义”对东亚的双重影响。东亚的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吸引发达国家企业在东亚建立地区性生产网络。而从更广义的地缘概念上看，亚洲经济发展更依附于“亚太”相互依存的深化。亚太合作模式符合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实。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东亚与世界的依存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急剧增加，吸收了东亚各国的出口，成为对美出口的中转站。在与亚洲贸易中，中国表现了大规模的赤字；但对美贸易上，中国却表现了空前规模的顺差。而在人民币与美元关系上，中国又扮演了替代东亚各国分散汇兑风险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东亚地区主义”又表现了现实的“中国特色”。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成为横亘日美欧的贸易桥梁，带动东亚经济对世界依存加深。“世界经济中的中国经济”特点日益明显。“中国特色”的“东亚地区主义”更无法回避与“亚太”的重叠。东亚地区的经济依存关系带有多维性格。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