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人造增长”转向“稳定增长”

    近日，有消息称四大银行10月份的新增信贷1360亿元，高于9月份的1104亿元（这是年内四大行最低的月份放贷数字）。市场普遍猜测10月份的信贷额应在4000亿以下，猜测不一定准确，但1—10月中国信贷总额突破9万亿是“大概率事件”，由于票据融资下降和贴到期，以及中长期贷款比重逐季上升，使得银行息差水平上升。在巨额的信贷数字下，息差的扩大引发名义利润水平的上升、分母做大产生不良贷款率的下降，都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暂时保持在一个漂亮的水平。这是货币刺激下的初期“玫瑰色效应”，但玫瑰可以绽放多久？

    奥地利学派宗帅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专门探讨了“货币的供应和需求”，而其中最具意义的是，他认为民众的货币持有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行为，这种人类行为的稳定性不是指货币余额的，而是指货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边际价值的比较。当需求严重下滑的时候，政府倾向于印刷大量的钞票来压制利率并迫使产生通胀对货币持有价值的“吞噬”，政府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民众货币持有程度并迫使货币周转的速度加快，并最终实现经济触底反弹或者重回繁荣。但实际上，政府这么做是徒劳的。

    例如，政府希望人们不要储备任何现金，而是将其花出去，“疯狂花钱”带来繁荣是凯恩斯主义的基石。在资产泡沫破灭的通缩时期，人们之所以增持现金不是因为现金会增值，而是从流通坐标下的边际价值比较看，现金是最优的。而房地产即使在那个时点上的价值上是合理的，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变现程度很低，依然是被放弃的。政府将利率降到“零”，还没有让房地产交易市场存在可观的流动性，那么在资产持有上，保持货币依然是有意义的，凯恩斯将其称之为“流动性陷阱”。当然，当政府成功用天量货币投放刺激人们的预期，并导致货币边际效用在流通比较中急剧下降低，房地产市场存在毋庸置疑的流动性，变现能力非常强，那么人们将会投机性购买房地产，因为此时房地产在流通中的边际效用显著上升，也就是房地产的“准货币”的意义变强了。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并不完全一致（当然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例如日本在2000年之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是充沛的，但这并没有导致房地产市场流动性上升，从而使得房屋价格大幅上涨。

    “米塞斯论断”的意义在于，“伯南克之流”可以利用纸币体系下央行的独裁权力改变全社会的货币余额、名义利率水增，暂时撬动萎靡的资产价格，但是他无法消除这种意义的人类行为，无法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在退出战略中，美联储可以将手头的大量垃圾证券非常低廉地卖给市场，然后用亲的印刷货币来弥补这个“亏损”，这一行为抵消“退出战略”效果，这是“多多地放，少少地收”。最终，还是需要“抽水式”的手段来遏制“通胀恶魔”。

    以色列、挪威以及澳大利亚都用传统的加息手段来“退出”，让流通中的货币效用比较回归正常。无论从GDP增长、PMI指数以及资产价格的飙升程度，中国都“不让”澳大利亚，中国唯一担心的是退出政策或令“刺激半途而废”。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思路，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依靠人类行为稳定性的增长，而不是扭曲预期的“利维坦建构”式增长。从“保增长、调结构”改为“调结构、控通胀”，即从“人造的增长”变成“合乎人类行为逻辑的稳定增长”，尽管增长率会降低，但却是值得弹冠相庆。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