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全球货币信用 控制商品通胀预期

近来，由于全球经济“V型”反转的希望渺茫，曾一度疯涨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回落。但对于各国央行而言，如果就此可以对因货币过度宽松而带来的通胀预期掉以轻心，还为时过早。市场对美国债务和美元过度投放而做出的反应，导致美债利率上升，美联储不得不开始讨论非常规性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市场由此看到了货币政策可能转向的信号。加之没有实质性经济复苏利好支撑，商品市场进一步上升的动能遭遇压力，出现阶段性调整。

      不得不承认的是，过去一段时间商品市场价格攀升的核心动力，并不在对于经济复苏的判断，即便来自中国的储备需求快速上涨，也没能改变全球整体需求下滑的格局。而全球各主要货币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引发的通胀预期，进而导致对全球主要货币集体信用的信心下滑，正是商品市场的最大推手，即便不可否定价格上涨中投机因素的存在。

      中国在低价位阶段的收储政策实施至今，由于库存已接近一定的饱和程度，消化新增库存需要时间，这可能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大宗商品采购增速下降。它会在一定时间内影响价格走势，然而如果在今年接下来的两个季度里，全球主要货币，包括人民币在内的货币流动性持续大增，对货币贬值的忧虑会继续抬头，通胀预期将再次推动商品市场上扬。也就是说，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各主要国家能否携手共商，尽早明确商讨在什么条件下，美国、中国等国家的非常规性货币政策需要严格退出、转入常规性政策，将决定全球通胀预期的涨落。在没有实体经济复苏支撑的情况下，货币效应带动下的通胀预期高涨，导致大宗商品市场、资产市场提前进入真实通胀，进而带动薪酬和其他商品进入通胀，而实体经济利润持续被压缩、继续下行，经济增长没有真正好转，这就等于宣判了刺激政策的无效，甚至负效。

      有分析认为日本在进入经济萧条期后，持续多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没能让经济得以恢复动能，但是也没有带来严重通胀。但是这次不同的是，全球主要货币同时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尤其是中国的处境和当时的日本完全不同。日本在进入萧条前的严峻通胀和泡沫破灭的惨痛经历，让资产性投机大伤元气，而日本本土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规模，决定了日本本土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日本本国的扩张性政策对全球价格预期不构成影响。但中国目前仍然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并且以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对中国需求的预期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力明显大于日本。在全球其它主要货币和人民币同时超发、共同引导通胀预期时，今后的客观结果将很难分辨，对中国而言，究竟是要面对输入性通胀，还是输出性通胀。

      对于中国而言，更加困难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市场工具来表现预期。美债利率的上涨，可以看作是市场对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对阵。然而在中国，除了资产市场，比如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没有其它反映货币信心的市场工具。汇率是对外经济部门的一个指标，对内部信用的反映度有限，而在全球货币携手超发的背景下，汇率变化的信号也会减弱。所以，政策制定者们不能够谴责当前中国的资产“投机”。利用合理的政策控制通胀预期，是决策者的责任，投资者立场的被动性、防御性选择，无可厚非。目前的核心任务，应该是控制、引导通胀预期，防止它带来真实通胀先于经济复苏来临。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