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繁荣的基础

11月底，笔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别再冤枉格林斯潘了》的专栏文章，文中提出，格林斯潘为了应对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灭和随后的美国经济衰退，不得不采取低利率政策，这也是当时他唯一的选择。那些指责他的其他精英们正在步他后尘。

还不到一个月时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萧规曹随”，12月16日，美联储决定将商业银行隔夜拆借率从1%下调到0-0.25%范围内。

如果有别的选择，相信伯南克不会采取这么激进的方式，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就是前车之鉴。(所谓流动性陷阱是指当一国的名义利率接近零而物价仍然下降，货币当局已经无法再通过货币政策以提振投资需求，使经济通缩的恶性循环，即需求下降导致生产萎缩，生产萎缩致使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再导致投资消费需求不振。)

因此，正如此前笔者在两周前的专栏文章《用泡沫对抗衰退》中分析的那样，伯南克先生正试图“用直升机撒美元”的方式来制造短期泡沫，避免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但是，仅仅依靠货币供应能否推高资产价格呢？短期看是可能的，由于总的货币量对应的是总的资产和商品，在总的资产和商品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应增加，资产和商品的价格自然上涨。(比如最近一个月A股的“非蓝筹牛市”就是典型表现)

近期与国内投资界人士交流，他们纷纷提及一个观点，即2009年中国股市可能迎来一个“几乎命中注定”的反弹，原因就是货币供应持续放松。不过，可能事实会如我们之前所推测的：假如反弹中财富效应未能如期出现，居民的需求无法被激活，那么“滞胀”这片乌云将会笼罩我们的头顶。

那么，长期看，我们的出路何在？

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资产价格的真实上涨，其根本的驱动力往往源自社会生产力的变革，美国股市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明证。19世纪的铁路股、20世纪早期的钢铁股和汽车股、50年代的铝工业股、60年代的电子股和塑料股、70年代的石油股、80年代的生物制药股和房地产股、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网络股等等，每一次都表现为新兴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广泛应用，提高了生产力和财富创造能力，进而带动了股市的大幅度上涨，因此，带动资产价格上涨的真实驱动力，不是单纯的货币供应，而是新兴的生产方式的出现。

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的资产价格重新上涨，得益于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金融创新的出现，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创新，美国维持了其金融市场的繁荣，进而通过次级按揭贷款等方式，成功地让其低收入人群也拥有了房产，并且依靠房产的升值进行消费。

如果说此前建立在铁路、汽车、房地产等实体经济增长之上的资产价格上涨还是有真实支撑的话，那么这一次，所谓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是一种空中楼阁的游戏，其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征收铸币税，向全球借债消费的繁荣模式，相当于一个“庞氏骗局”，反正美国归还给债权人的，始终是“美元白条”。

如今，这个模式已经坍塌，如果说此前的网络泡沫，至少还可以留下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互联网，那么这次的金融创新泡沫，则留下一大堆空置的房屋和高昂的失业率。

要重新激活资产的价格，迎来下一次繁荣，恐怕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美国会不会出现新型的生产方式，至少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苗头。不过，对于中国而言，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提供了机会。

笔者窃以为，下一次繁荣到来的前提，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件：

1、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2、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竞争机制以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3、调整收入分配以缓和贫富差距；

4、科技进步。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