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内需不足”症

真正提振内需的方案在于实现各类社会竞争机会均等以及培育中产群体

近期的国际性经济危机令中国的“内需不足”症越发凸现，当下国家的解决方案是加大政府投资。从大的时间跨度看，这恰恰是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症发作的必然。

     一直以来，关于刺激内需的各种方案就层出不穷，包括提高农民收入开发农村市场，加快城镇化发展，提高行政人员工资，高校扩招，发展体育事业，发展证券市场，发展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大体上，这些措施分为四类，一是提高某个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挖掘其消费。如占中国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村人口，或者公务员等行政人员群体。第二类措施是挖掘整个社会的某类消费，如教育消费（如高校扩招）和体育消费（如发展足球事业）。第三类是通过金融消费在提高个人短期的可支配收入，消费信贷就是一个明显的措施，让人们把以后的钱拿到现在花，这也是信用卡泛滥和房贷兴盛的根源。最后一类是去掉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也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措施固然在实现增量消费与挖掘存量消费上都功不可没，但本质上都属于在原有收入分配框架下的治标而非治本。真正能实现内需提高的方案在于实现各类社会竞争的机会均等与中产群体的有效培育。

实现各类社会竞争的机会均等，首先在于去除各类有形和无形的社会壁垒，尤其是各类市场准入，必须打破垄断。另外，必须尽快去除户籍限制。而在教育投入上则须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投入，而不是主要投入几所名牌大学，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各大高校教育水准的类同化，而不是潜在造成各地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在人口流动层面，实现高考的地域平等化，即保证社会各个层级的人口往上晋升机会的公平性，而不是重点照顾某些地域。由此可以促进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在社会各个行业和层面的同等资源和机会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在竞争中保持社会的活性并提高社会整体运行的效率。

从内需的微观结构层面挖掘内需，则需要大力培育中产群体，因为各个家庭的支出受总收入和支出结构的影响，而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收入偏下的群体，所以从宏观上看，挖掘内需关键在于中产阶层的培育。而培育中产阶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非国有经济的兴盛，进而衍生大量白领，这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去除商业层面的各类行政垄断以及限制性壁垒，这又回到了公平竞争这一主题。

这两项的功效在于“熨平”了整个社会不均衡的收入分配，去除了一次收入分配的集中化的畸形影响，内需自然容易被提振，否则仅仅是培育了因为财富集中而造就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如果保持现状，维持不均衡的一次分配而仅仅通过国家二次分配手段（有选择的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最终财富的流向仍然会被扭曲，刺激内需的效果也会打上折扣。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