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中国变革 “更换”增长动力

1.08%的大手笔降息、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出台、配合地方政府逾10万亿的财政支出计划跟进，令市场惊呼中国大规模刺激方案来临，虽然这有助于减缓全球衰退，降低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

坦率地说，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并不是“新”，更符合过去的道路。因为新方案并非是在一个自由市场基础上推出的，而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很大程度上接受政府财政投资以及政府干预的影响。

而且，这些都是“救急”的行动，并不足以成为推动可持续增长的力量。真正的中长期的救市方案应该是实施“中国式新政”，也就是进一步完善和开放市场，亦即与西方“罗斯福的新政”（政府扩张权力）相反的过程，因为束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权力较多干预市场。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逐步走出经济困境并非是因为当时上马太多的项目，而是改革。比如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并具有更大的外贸自主权、金融体制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尽管有些改革并未实现预想目标，但是制度放权是民间资本与外资活跃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只是制度在某些领域的局部放权，事实上，中国要素价格管制、服务业垄断、金融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行政与财税制度与市场经济严重的不匹配等等都表明，中国还不具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而过去若干年的增长，主要是来自制度放权与权力干预的结合，也就是行政主导的结果。因此，政府应该从经济活动中撤出来，成为一个服务者和监管者，制度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经济活力，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首先，尽快改革要素领域，理顺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尤其改变货币要素、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低估，打破上游资源品的垄断经营模式，尽快实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由价格制定者到市场环境建立维护者的角色转换。目前，全球各类商品价格大幅下滑正是推进价格改革的最好时机，成品油价格改革已经启动，土地市场改革也应该重点关注。

其次，从速完善金融体系。虽然在过去5年中国实现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但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这严重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必须尽快实现利率生成的市场化，发展包括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与担保体系，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表明，中国还需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进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其三，早日放开管制，不仅要放开要素领域的垄断，更要开放服务业，如金融、医疗、文化、通讯等领域。服务业的垄断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导致了无处可投的社会闲置资本从事各种投机活动，如果不放开服务业的管制，中国的转型不可能成功，中国经济更不可能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增长。

其四，建立行政与财税可匹配的体系，纵向上尽快建立三级政府，实现“省管县”，横向上推进大部门体制，并相应建立（中央）流转税、（省）所得税和（地方）财产税三大税类，理顺行政机构(事权)、财政分配(财权)与税收的关系，尽快推进资源税、物业税、燃油税的改革。应当说，上述这些改革其实已经呼吁和规划了很多年，早属“旧论”，但中国已经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时间和空间，何况大部分改革方向清晰，随着问题的积累，改革压力越来越迫切。事实上，迫于各种压力而拖延改革才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